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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冻品被控48.76吨,法院最终认定33吨并适用缓刑——办理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案实录

作者:尤丰阳 律师|发布 2026-11-12|更新 2026-11-12|约 4011 字

摘要一、结论先行:走私数量不能凭一个模糊标记推定,缓刑必须建立在明确的事实和从宽依据之上 走私冻品案件中,涉案数量往往直接影响情节认定和刑罚。 但是,供货人的账本记载了多少货物,并不意味着所有记录都能直接归属于某个被告人。 在尤丰阳律师与秦钢律师共同办理的这起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邱某于2016年向走私人购买冻品48.76吨,并在武汉市场销售。 辩护方并不否认被告人涉及走私犯罪,而是将争议集中于…

一、结论先行:走私数量不能凭一个模糊标记推定,缓刑必须建立在明确的事实和从宽依据之上

走私冻品案件中,涉案数量往往直接影响情节认定和刑罚。

但是,供货人的账本记载了多少货物,并不意味着所有记录都能直接归属于某个被告人。

在尤丰阳律师与秦钢律师共同办理的这起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邱某于2016年向走私人购买冻品48.76吨,并在武汉市场销售。

辩护方并不否认被告人涉及走私犯罪,而是将争议集中于数量证明:供货人账本标记为“武汉”的交易,是否都能证明购买人就是邱某?

2018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有四笔交易能够通过账本、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相互印证,确认购买冻牛肚33吨。

对于其余交易,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因此没有按照公诉机关指控的48.76吨全部认定。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同时认定自首,并结合悔罪表现和社区矫正条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本案最值得总结的辩护成果,是将涉案数量从概括性统计还原为逐笔可核实的交易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争取从宽处罚。

二、案件经过:一名武汉冻品经营者为何被认定实施间接走私?

邱某是一名冻品经营者,在正常经营中与供货人李某相识。

根据判决书,李某将部分境外冻品经越南走私入境后,联系国内采购商销售。

邱某明知有关冻品属于走私货物,仍通过微信、电话联系李某,使用银行转账支付货款,并在武汉市场销售。

2017年7月13日,邱某按照荆州海关缉私部门通知到案接受讯问。

公诉机关认为,2016年3月至8月期间,邱某累计收购牛肚、鸡爪等走私冻品48.76吨,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案件由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被告人对指控罪名没有异议,但对数量48.76吨提出异议。

辩护人同样明确表示不争议罪名,重点围绕数量、量刑情节和缓刑适用提出意见。

三、实务痛点一:供货人账本写着“武汉”,能否直接认定48.76吨都卖给邱某?

问:账本属于交易记录,为什么不能全部作为刑事定案依据?

答:账本能够证明供货人存在相应记录,但还需要证明每笔记录与特定被告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本案中,供货人李某账本记载标注为“武汉”的冻品交易共48.76吨。

李某也陈述,账本中的“武汉”指向邱某。

但辩护方认为,单凭供货人记载的地名或者对象简称,不足以当然认定全部交易均由邱某完成。

关键在于,每笔交易能否通过其他证据进一步核实。

尤丰阳律师与共同辩护人提出了什么意见?

判决书记载,辩护方认为公诉机关对48.76吨的数量认定事实不清,证据尚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相关争议集中于供货人账本的证明力及买卖双方交易是否能够逐笔对应。

法院如何回应?

法院审查后认为,四笔交易能够通过账本、聊天记录及银行转账相互印证,认定数量共33吨。

对于其他冻品交易,除供货人账本中标注“武汉”的记载外,缺少足以确认具体交易对象和数量的证据。

因此,法院未认定其余15.76吨。

这项裁判说明,账本中有数字不等于刑事案件已经证明了该数字。

四、实务痛点二:为什么四笔33吨能够认定,其余15.76吨不能认定?

问:同一份账本,为何有的记录被法院采信,有的没有?

答:关键是能否形成独立证据相互印证的链条。

法院明确认定,2016年6月22日、7月3日、7月22日和8月9日的四次交易能够成立。

这四笔交易具备以下相互关联的证明材料:

首先,李某账本中能够找到对应的日期、货物品名和数量。

其次,李某与邱某之间存在与有关交易对应的聊天记录。

再次,邱某向李某支付货款的银行转账能够印证实际交易。

法院据此认定四次购买冻牛肚,共33吨。

对于其他交易,现有材料主要停留在供货人账本的概括记载,尚不足以消除交易对象、实际数量等方面的合理疑问。

法律依据是什么?

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证据确实、充分及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

本案2018年判决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定罪量刑事实应有证据证明、证据依法查证属实及综合全案排除合理怀疑作出规定。

2018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保留了这一证明规则。

因此,刑事数量事实不应仅以一方记账或者大致估算作为最终认定依据。

方法论总结

对于存在多次交易的走私案件,应当以每一笔为单位,核查时间、交易对象、货物品类、数量、支付记录及运输交付资料。

只有能够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才能依法作出相应数量认定。

五、实务痛点三:被告人自己曾经说过更大的数量,为什么法院仍然只认定33吨?

问:被告人供述过购买数量可能更多,是否就必须按较高数字认定?

答:不能以笼统估算代替具体犯罪数量的客观证明。

根据判决书,邱某在供述中曾描述过多次购买冻品,提及部分按箱、件计算的大致数量。

但其同时表示,部分交易与正常进口货物混合进行,实际交货时没有完整记账,具体数量已无法准确回忆。

这些供述能够反映其参与相关交易的事实,但并不能自动证明公诉机关所统计的每一笔交易。

尤其当供述涉及估算和记忆不确定时,更需要结合客观记录判断。

本案法院最终没有以笼统供述或者账本汇总替代逐笔核查,而是认定能够由账本、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互相印证的33吨。

这对于刑事辩护具有重要启示:

认罪不等于放弃争议事实的证明要求,承认犯罪性质也不等于承认全部指控数量。

六、实务痛点四:没有亲自把冻品从境外运进来,为何仍构成走私罪?

问:邱某只是国内采购商,为什么法院没有把他认定为普通收货人或者从犯?

答: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对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行为有独立规定。

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以走私罪论处。

2014年两高《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也明确了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走私进口货物、物品的相应定罪规则。

在本案中,邱某明知供货人李某所售相关冻品系走私入境,仍直接购买并对外销售。

辩护方曾提出,邱某属于间接走私,处于从犯地位,应当依法从宽。

但法院明确认为,邱某明知属于走私冻品而直接购买牟利,应按相关规定作为走私犯罪的正犯评价,而不是从犯。

这一问题有哪些辩护启示?

是否亲自越境运输,与是否构成走私犯罪不是同一个问题。

对于直接采购境外走私货物的行为,应重点审查货物性质、直接购买关系、明知状态以及相关法律条款。

对于是否构成从犯,不能仅凭没有参加跨境运输作结论。

七、实务痛点五:33吨仍达到情节严重标准,为什么最终判处三年?

问:数量减少到33吨,是否就自动进入五年以下法定刑档次?

答:不是。必须结合司法解释及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判断。

根据本案适用的2014年两高走私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走私来自境外疫区的动物及其产品达到25吨以上等情形,涉及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所规定的情节严重评价。

本案法院援引该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作出判决。

因此,33吨的最终认定并不意味着有关严重情节当然消失。

邱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主要还需结合其自首等法定从宽情节理解。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认定自首,并依法作出从宽评价。

这意味着,本案不是“减少15.76吨便自动降至三年”,而是数量得到准确认定后,法院进一步考虑自首等情节作出的量刑结果。

八、实务痛点六:接到海关通知后到案,为什么能够成立自首?

问:不是主动走进海关报案,而是接到通知后到案,还能构成自动投案吗?

答:要根据具体到案方式和是否如实供述判断。

本案判决书明确记载,邱某于2017年7月13日,按照荆州海关缉私部门通知的时间到案接受讯问。

法院认为,其到案具有自动、直接投案性质,并能够如实供述本人罪行,因此认定自首。

这一事实说明,判断自首不能只看当事人是否曾收到办案机关通知,而应综合审查到案前是否受到强制控制、是否主动到场及其供述情况。

但并非所有接到传唤或者通知后到案的行为,都必然构成自首。

仍应根据具体司法规定和到案事实判断。

九、实务痛点七:已经构成走私罪,为什么仍可以适用缓刑?

问:本案涉及33吨走私冻牛肚,法院为何最终宣告缓刑?

答:因为缓刑需要分别满足刑期条件与实质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以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条件时,可以宣告缓刑。

本案中,法院综合认定:

邱某到案后构成自首。

庭审中认罪悔罪。

主动缴纳罚金。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认为其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法院据此认为,可以宣告缓刑。

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需要说明,辩护人提出的家庭抚养负担属于请求法院酌情考虑的情况,判决并未把这一情况单独表述为适用缓刑的决定性依据。

十、司法参考:其他走私冻品案件为什么也强调证据相互印证?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发布的《李某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案》,涉及多人通过船舶将牛肚、鸡爪等冻品走私入境。

公开案例记载,相关人员先后五次走私肉类冻品258.36吨,其中111.36吨为现场查获。

办案机关通过有关证据认定走私事实,法院分别判处有关被告人不同刑期。

该案例与邱某案的时间、行为方式和参与地位均不相同。

但它说明,冻品走私案件既要准确适用禁止进口货物的法律规定,也需要结合真实交易和客观证据审查具体数量及参与程度。

另据最高法院2021年发布的有关海上跨境走私指导意见,对于非设关地走私冻品的认定,进一步明确了检验检疫证明及数量标准的适用。

这些规定均发表于邱某案2018年判决之后,只能作为现阶段相关实务研究的参考,不能倒写为2018年律师或者法院当时引用的依据。

十一、案件总结:准确核减数量与依法争取缓刑,是本案两条不同但相互衔接的辩护路径

本案法院最终认定邱某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说明辩护并非全面否认犯罪事实。

法院最终认为,只有四笔共33吨的交易能够形成充分证据链,其余15.76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这是数量争议中的明确裁判结果。

在量刑方面,辩护方又提出自首、从犯和缓刑意见。

法院支持自首及缓刑方向的主张,但没有采纳从犯意见。

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本案体现出的刑事辩护方法,是将犯罪性质、犯罪数量、法定从宽情节和缓刑条件分别审查,再把有利证据转换成法庭能够直接判断的具体问题。

尤丰阳律师参与办理的这起案件,说明即使当事人对罪名没有异议,仍然有必要严格审查每笔犯罪事实是否达到刑事证明标准。

案件说明: 本文依据(2018)鄂10刑初21号一审判决书匿名化整理。法院认定的是33吨冻牛肚,并非全部48.76吨冻品。现有材料未提供后续上诉情况。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

法释〔2014〕10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条。

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

司法参考: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10刑初21号刑事判决。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李某等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案》(判后参考)。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1月12日|最后更新 202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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