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论先行:网络“引流”案件的量刑,不能只看整个团伙有多少人、赚了多少钱
网络犯罪共同案件中,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同一案卷里既有组织人员,也有负责发布信息的操作人员,还有为不同团队传递业务任务、参与结算的中间人员。
各个参与人的违法行为可能发生在不同时间,角色也可能发生变化。
如果不分行为阶段、不分个人参与内容,直接以全案人数、交易量或者团伙获利评价所有被告人,便容易混淆不同主体的刑事责任。
尤丰阳律师办理的一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案件,正好体现了这一问题。
案件共有八名被告人,涉及通过网络发布违法信息、吸引他人添加社交账号等活动。
其中,2022年李某东团伙被认定“引流”29997人。
但是,这个全案阶段性数据不等于每一名被告人的个人操作量,也不等于每个人的违法所得。
尤丰阳律师担任王某的辩护人。
王某的行为经历两个不同阶段。
2021年,王某曾与其他人员共同组织违法“引流”活动,获利4万元。
2022年,王某又参与另一阶段的“引流”任务对接,通过相关团伙“引流”5098人,个人违法获利2383.5元。
法院最终认定王某个人违法所得合计42383.5元。
在庭审中,尤丰阳律师并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性提出异议,而是围绕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主动预缴罚金以及家庭实际情况,请求从轻处罚。
2023年10月20日,法院认定王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8000元。
公诉机关此前已经提出一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
因此,本案应当定位为有罪案件中的从宽量刑辩护,而不能宣传为律师成功改变罪名、争取到从犯或者获得缓刑。
二、案件经过:同一被告人为何涉及两个“引流”阶段?
第一阶段:2021年参与组织违法“引流”
根据法院查明,2021年9月至10月间,王某与他人共同购置相关设备,并组织多人参与网络“引流”活动。
有关人员通过互联网传播淫秽短信息,诱导网络用户添加指定社交账号,从中获取非法利益。
法院认定,王某在这一阶段通过组织他人开展相关活动,违法获利4万元。
这一事实说明,王某在2021年并非简单接受工作任务的普通操作人员,而是具有组织他人参与活动的行为。
第二阶段:2022年参与另一团伙的任务对接
2022年7月至9月,王某又参与网络“引流”任务的对接。
在该阶段,张某坤负责联系有关上游任务来源,王某负责将相关任务对接给李某东团伙。
法院认定,通过李某东等人实施的有关“引流”活动涉及5098人,王某本人在此阶段获利2383.5元。
这里需要区分:
5098人属于这一阶段判决认定的相关“引流”数量。
2383.5元属于王某这一阶段的违法所得。
2022年李某东团伙29997人的整体“引流”量,不是王某个人独立完成的数量。
两阶段合并后的个人违法所得
2021年:40000元。
2022年:2383.5元。
合计:42383.5元。
法院按这两个阶段认定王某的个人违法所得,并在共同犯罪中评价其参与行为。
三、实务痛点一:最初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被采取强制措施,为什么最终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决?
问:案件涉及淫秽短信息,是否就当然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答:不能仅凭信息具有色情、淫秽内容,就直接忽略不同犯罪的具体构成条件。
判决书记载,王某在有关侦查阶段曾因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但公诉机关最终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提起公诉,法院也按该罪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规定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该罪规制设立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信息,以及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等行为。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则涉及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的独立构成要求。
同样涉及网络内容,仍应根据实际发布的信息、行为目的、传播对象、违法犯罪性质及证据分别评价。
但本案判决书没有记载尤丰阳律师曾提出变更罪名意见,也没有认定罪名变化系辩护工作的结果。
因此,只能客观说明侦查阶段的涉嫌罪名与最终起诉、裁判罪名不同,不能将其宣传为律师成功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改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四、实务痛点二:网络“引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认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情节严重?
问:是不是只要在网络上发送违法信息,就一定构成犯罪?
答:还需要结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规定的行为类型及司法解释关于情节严重的标准。
2019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
向2000个以上用户账号发送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属于可以认定情节严重的情形。
违法所得达到1万元以上,也属于独立的情节严重认定情形。
本案判决明确援引该解释第十条第四项第二目和第五项。
王某两个阶段个人违法所得合计42383.5元,已经超过违法所得1万元的标准。
但应当注意,2022年阶段的5098名“引流”对象,与司法解释所说的“向2000个以上用户账号发送有关信息”不是完全相同的统计概念。
不能未经电子数据核对,就直接把成功“引流”人数当成发送信息账号数。
两项标准有不同证明对象,需要分别审查。
五、实务痛点三:同案29997人的团伙规模,能否直接算在王某个人名下?
问:王某参与了2022年的任务对接,是否意味着李某东团伙29997人的全部行为都属于其个人行为?
答:不能仅凭属于同案人员或者存在业务联系,就机械认定其对全案所有活动承担完全一致的责任。
共同犯罪中的责任范围,需要结合共同故意、参与时间、具体分工及组织、指挥范围确定。
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主犯和从犯的责任与处罚规则。
本案中,王某2021年具有组织他人活动的事实。
2022年又参与与另一团伙有关的任务对接。
法院综合有关行为,认定王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
因此,不能将王某宣传为被法院认定的从犯。
但是,法院在计算个人违法所得时,并没有直接把李某东全部94671元所得或者2022年整个团伙的相关收入算成王某个人所得。
王某个人所得仍按照其不同阶段已经查明的具体获利确认。
从专业方法上看,本案提示需要区分全案规模、共同犯罪责任范围和个人违法所得三个概念。
六、实务痛点四:个人违法所得42383.5元与实际退缴45098元为什么不同?
问:法院认定王某获利42383.5元,判决又写王某退缴45098元,是否属于同一数字?
答:不是。二者属于判决书载明的两个不同事实。
根据判决:
王某个人违法所得为42383.5元。
案发后王某实际退缴45098元。
法院最终追缴王某违法所得的数额为42383.5元。
两项金额相差2714.5元。
判决书没有明确解释多退缴部分的具体性质和最终处理原因。
因此,不能自行把差额解释为预缴罚金、额外违法所得或者应当退还的款项。
七、实务痛点五:律师为何没有坚持无罪,而是重点提出量刑意见?
问:辩护律师不争论犯罪构成,是否意味着没有开展实质辩护?
答:刑事辩护应根据证据和当事人的诉讼选择确定重点。量刑辩护也是刑事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案判决明确记载,王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
尤丰阳律师针对王某提出的实际辩护意见包括:
对罪名定性没有异议。
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王某自愿认罪认罚。
王某在侦查阶段已经退缴违法所得。
王某主动预缴罚金。
王某家庭情况特殊,需要抚养两个未成年子女,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希望依法从宽处罚。
这组意见的法律逻辑,并不是否定法院已经查明的违法行为,而是请求法院在个别化量刑时充分评价王某到案后的表现及实际情况。
需要准确说明,家庭负担并非法律规定的当然减刑事由;主动预缴罚金也不等于单独成立一种法定从轻情节。
其是否进入量刑评价,应当依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法院裁判理由判断。
八、实务痛点六: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与退缴违法所得,如何依法评价?
问:三项从宽情节可以直接相加,得出固定的减刑比例吗?
答:不能。不同情节有不同的法律依据与评价功能,不宜机械重复计算。
王某系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并非判决认定的自首人员。
因此,对王某不能使用自动投案、自首成功等表述。
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可以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关于坦白的规定依法评价;但判决书没有单独列明王某获得了多大幅度的坦白从宽。
王某自愿认罪认罚,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退缴违法所得可以依法作为评价悔罪表现和财产处理情况的重要事实。
本案法院认为,各辩护人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一致,予以采信。
但不能由此扩大解释为法院对律师提出的每一项家庭因素、预缴罚金意见,都作出了独立的法定从轻认定。
九、实务痛点七:为什么同案四名被告人获得缓刑,王某却没有?
问:同一罪名、同一案件,为什么有人判缓刑,有人判实刑?
答:必须区别各人的参与作用、犯罪事实、法定从宽情节及缓刑实质条件。
本案法院认定:
李某东、张某、王某、张某坤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
谢某民、孙某颖、刘某福、周某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属于从犯。
其中四名从犯还具有自首情节。
法院依法委托开展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最终认为相关人员适宜社区矫正,对四人宣告缓刑。
王某虽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但法院认定其属于主犯,也没有对其宣告缓刑。
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罚金8000元。
这说明,刑期在三年以下只满足缓刑的刑期条件,并不等于当然符合全部缓刑条件。
尤其不能把同案从犯的缓刑结果错误归属于代理王某的尤丰阳律师。
十、法院最终判决及律师意见采纳范围
2023年10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王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8000元。
追缴王某违法所得42383.5元。
没有适用缓刑。
法院认定王某属于主犯。
法院还认为,各辩护人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一致,予以采信,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
对于尤丰阳律师提出的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等事实,法院已经在整体量刑评价中予以确认。
但检察机关此前就建议对王某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不能把本案写成律师将两年、三年刑期降低到一年。
现有材料为一审判决,未提供是否上诉及后续裁判结果,不能称为终审判决。
十一、案件总结:网络共同犯罪的专业辩护,应当先分阶段,再分角色,最后审查个人从宽情节
本案对网络“引流”刑事辩护具有三项启示。
第一,不能将不同时期的行为混为单一岗位行为。
王某2021年参与组织违法“引流”,2022年参与任务对接,两者在时间、分工和获利方面均存在区别。
第二,不能将团伙规模直接等同于个人违法所得。
29997人属于相关团伙阶段性的整体数量。
42383.5元才是法院认定王某的个人违法所得。
第三,认罪认罚案件仍然需要依法开展具体量刑辩护。
尤丰阳律师围绕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预缴罚金及家庭实际情况提出从宽意见。
法院认定王某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且属于主犯,最终依法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罚金8000元。
这一案件所体现的律师工作,是在确认案件事实和罪名的基础上,把个人行为阶段、具体责任与量刑情节分开论证,而不是虚构一次不存在的无罪、从犯或者缓刑辩护成功。
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
法释〔2019〕15号《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至第十条、第十八条。
司法与学术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解释及最高法院新闻发布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北京网络“引流”案件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报》2022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诈骗罪共犯的准确界分》。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1月13日|最后更新 202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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