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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补偿139万元被控贪污,二审为什么只认定113万元?二审改判案

作者:尤丰阳 律师|发布 2026-11-13|更新 2026-11-13|约 4339 字

摘要一、结论先行:贪污罪二审辩护,必须把“是否构罪”和“犯罪数额多少”分开审查 一起涉及拆迁补偿的贪污罪案件,为什么会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一审和再次二审? 为什么被告人坚持无罪,最终法院却维持贪污罪定性? 又为什么在罪名未变的情况下,法院将共同贪污数额认定为113万元,并把刑期由四年六个月调整为四年? 这三个问题,集中体现了职务犯罪二审辩护的两条审查路径: 第一条是定性审查。要判断有无与国家…

一、结论先行:贪污罪二审辩护,必须把“是否构罪”和“犯罪数额多少”分开审查

一起涉及拆迁补偿的贪污罪案件,为什么会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一审和再次二审?

为什么被告人坚持无罪,最终法院却维持贪污罪定性?

又为什么在罪名未变的情况下,法院将共同贪污数额认定为113万元,并把刑期由四年六个月调整为四年?

这三个问题,集中体现了职务犯罪二审辩护的两条审查路径:

第一条是定性审查。要判断有无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以及是否实际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职务便利。

第二条是数额审查。即便法院认为犯罪成立,仍然必须依法核定能够计入共同犯罪的具体金额,不能把国家实际支付的补偿总额和最终应认定的犯罪数额机械等同。

在尤丰阳律师与周立帆律师参与辩护的这起案件中,被告人鲍某因与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取得拆迁补偿款,被以贪污罪定罪。

原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2万元。

辩护方在二审中坚持认为,相关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也没有实施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的行为。

终审法院没有支持无罪和合同有效的意见,但确认原判部分事实认定不够准确,并重新核算共同贪污数额。

法院认为,补偿款139万元中,应结合本案特殊事实扣除实际用于取得原酒店装修、设备等的16万元,以及实际缴纳的10万元租金。

最终,共同贪污数额确定为113万元。

终审改判鲍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2万元,继续追缴共同贪污所得92.4万元。

本案的真实结果是有罪基础上的二审改判,而不是无罪、撤销犯罪指控或者宣告缓刑。

二、案件经过:一份三年租赁合同如何成为贪污罪争议的中心?

原经营者刘某曾承租某国有市场的二楼经营酒店。

2012年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没有重新签订正式合同,原经营者仍占有有关房屋。

由于市场存在拆迁改造计划,管理单位此前已作出租赁合同原则上一年一签的安排。

2015年,原经营者停止在旧址经营,但没有立即交还场地。

2016年初,鲍某与何某、杨某、张某商议接手旧酒店。

法院查明,四人约定各出资8万元,总计32万元。

其中,鲍某以16万元取得原酒店装修、装饰和设备等财产,又向市场管理单位缴纳10万元租金。

随后,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管理国有物业的职权,安排与鲍某签订期限三年的租赁合同。

合同实际在2016年3月签订,却将落款时间提前至2015年12月1日。

这一倒签行为成为法院判断共同非法占有故意的重要事实。

2017年5月,依据相关租赁和补偿文件,鲍某实际取得拆迁补偿款139万元。

取得款项后,鲍某向另外三名参与人员或其指定账户分别转款28.6万元,合计85.8万元,剩余53.2万元由其占有。

案件随后进入刑事程序。

2018年,首次一审判处鲍某四年六个月。

因部分事实不清,第一次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19年重审后,鲍某再次提出上诉。

尤丰阳律师参与最终这次二审辩护。

三、实务痛点一:不是负责公章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也可能成为贪污罪共犯?

问:贪污罪是职务犯罪。被告人没有直接管理涉案国有物业的职权,为什么仍可能构成贪污罪?

答:普通参与人是否构成贪污罪共犯,关键不在其本人是否具有相应职务,而在于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15号司法解释第一条进一步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共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本案中,何某、杨某分别具有国有物业租赁管理、合同起草、签字和盖章等职权。

二审法院认为,鲍某与其共同商议取得补偿款的安排,并通过相关人员的职权获得三年租赁合同。

因此,虽然鲍某并非直接负责该国有物业租赁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法院仍认定其构成贪污罪共犯。

辩护审查重点: 应分别审查是否存在共同非法占有故意、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实际利用职务便利,以及外部参与人的行为与相关公共财物取得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联系。

不能仅凭双方认识或者存在商业往来,就推导出贪污罪共犯成立;但也不能仅以外部参与人没有直接公职管理权限,就否定共同犯罪可能性。

四、实务痛点二:真实支付16万元转让费和10万元租金,为什么仍然可能构成贪污?

问:已经支付转让费、缴纳租金,还取得书面合同,为什么法院不认可属于正常经营取得拆迁补偿?

答:判断不能只看有无付款凭证及合同形式,还需要审查真实交易目的和合同订立过程。

尤丰阳律师与周立帆律师在二审中提出,鲍某与管理单位签订的三年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其没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贪污行为。

这一辩护主张的重要逻辑是:如果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关系和相应财产权益,取得拆迁补偿就需要先判断是否具有正当请求权基础。

但法院最终没有支持这一观点。

法院主要依据以下事实作出判断:

管理单位此前明确实行一年一签的管理规则。

涉案三年租赁合同没有经过正常批准程序。

合同实际订立时间与落款日期不一致。

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合同管理和盖章职权参与安排。

相关人员供述共同指向取得拆迁补偿款的目的,而非正常长期经营。

涉案酒店接手后实际经营活动很少。

法院据此认为,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安排。

依照案件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有关合同自始无效。

法院没有采纳合同合法有效和不构成贪污罪的辩护意见。

这一问题的普遍启示在于:真实付款并不必然证明整个交易的真实目的合法;反过来,合同存在内部程序瑕疵,也不能脱离行为人知情程度和犯罪故意而直接认定犯罪。

五、实务痛点三:二审中如何区分“确切得知拆迁消息”和“根据传闻判断可能拆迁”?

问:原判认为几名参与人在2016年3月已经得知拆迁改造项目再次启动。这个事实为什么值得争议?

答:因为“掌握已经启动的确定信息”与“根据传闻推测即将启动”,是两个不同的证明命题。

鲍某上诉提出,原判对相关人员得知拆迁改造项目启动这一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

二审期间,鲍某及辩护人还提交了两张国库集中支付凭证复印件,希望支持拆迁项目时间方面的主张。

法院认为,该支付凭证与需要证明的事项缺乏关联性,没有采纳其证据效力。

但是,法院进一步审查有关供述和证人证言后,认为无法证明几名参与人究竟通过何种途径获悉拆迁改造即将重启的准确信息。

不排除他们依据市场传闻形成主观判断的可能。

因此,二审法院认可鲍某对原判该项事实表述的异议,将事实表述纠正为:相关人员认为拆迁改造项目即将再次启动。

这一事实异议得到支持,但法院认为它不足以否定共同骗取补偿款的故意。

它体现了二审审查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使整体犯罪认定成立,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细节,也不能使用超出证据支持范围的确定性语言。

六、实务痛点四:139万元补偿总额为什么最终认定为113万元共同贪污数额?

问:国家实际支付139万元,法院为什么可以在本案中扣除26万元?

答:二审法院对取得补偿款的实际投入和补偿项目性质进行了具体审查。

判决确认,鲍某等人实际支出了两笔关键费用:

16万元,用于取得原酒店装修、装饰和设备等财产。

10万元,实际缴纳给市场管理单位作为租金。

另一方面,139万元补偿款包括装修补偿、经营损失补偿、空调及搬迁费用,以及退还租金等项目。

二审法院认为,在不允许违法行为获利的前提下,结合本案补偿项目与实际投入之间的关系,将26万元从补偿款总额中扣减,具有合理性。

法院据此计算:

139万元-16万元-10万元=113万元。

最终认定共同贪污数额113万元。

这里有两项重要的法律边界。

第一,这不是法院认定合同合法,也不是将此前的全部行为转为正常经营。贪污罪仍然成立。

第二,这不是一项所有贪污犯罪均可扣除犯罪成本的普遍规则。法院扣除26万元,是针对本案特定取得方式、实际支付和补偿项目所作出的评价。

因此,本案能够提炼出的专业思路,是逐项检查总额、补偿项目和已经实际支出的款项,而不能机械主张所有投入都应从贪污数额中扣除。

七、实务痛点五:113万元、92.4万元和53.2万元,分别是什么金额?

三个数字容易在传播中被混为一谈。

113万元,是二审最终认定的共同贪污数额。

92.4万元,是扣除已经退缴的20.6万元后,终审判决要求继续追缴的款项。

53.2万元,是法院记载鲍某收取139万元后,向其他三人各转28.6万元,暂时留存并占有的款项。

这三项数字对应共同犯罪数额、剩余追缴数额和个人占有款项,不是同一层面的事实。

尤其不能将53.2万元直接写成本案最终认定的共同贪污数额,也不能说92.4万元就是鲍某个人获得的违法所得。

八、实务痛点六:第一次二审发回重审,第二次二审为什么能够直接改判?

本案经历了完整的程序变化:

2018年首次一审,判处四年六个月。

同年第一次二审,因部分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

2019年重审,仍认定构成贪污罪。

鲍某再次上诉。

2019年10月30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重审一审判决并直接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存在问题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处理方式。

本案二审法院认为原判犯罪数额认定有误、实体处理存在不当,因此作出改判。

最终刑期由四年六个月调整为四年。

这一结果说明,二审并不只审查是否应当判无罪;即使定罪正确,也需要对事实、金额、财产处置和刑罚继续审查。

九、司法案例比较:合同形式真实,为什么仍要审查是否恶意串通?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民终1311号民事案件中,对恶意串通、利用合同骗取政府专项经费的情形进行了分析。

该案强调,判断合同效力不能只看合同文本是否完整,而应审查当事人真实目的和实际履行情况。

这与本案对三年租赁合同的审查,在分析方法上存在相通之处。

但必须说明,该案是另外一起民事案件,后来才作出裁判,不是2019年本案的直接裁判依据,更不能将两案当事人或者犯罪事实混为一谈。

十、法院最终采纳了什么?没有采纳什么?

未获采纳:

辩护人关于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的意见。

辩护人关于不构成贪污罪、请求改判无罪的意见。

二审补充提交的两张支付凭证所主张的证明目的。

获得支持或被法院纠正:

鲍某关于原判将“得知拆迁再次启动”作为确定事实存在不准确之处的上诉理由。

二审法院对139万元补偿总额的重新审查,认定26万元应予扣减,共同贪污数额调整为113万元。

原判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改判为四年。

最终维持:

贪污罪定性。

罚金22万元。

共同犯罪中各主要参与人不宜区分主从犯的评价。

十一、尤丰阳律师案件总结

本案展示了贪污罪二审辩护的三层审查结构。

第一层,审查贪污罪的主客观构成。即是否存在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和行为。

第二层,审查基础法律关系。即有关转让协议、租赁合同及拆迁补偿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与虚假经营。

第三层,审查犯罪数额及具体事实。即法院能否依据充分证据认定各项交易事实,补偿总额与实际可以认定的犯罪金额是否存在差异。

尤丰阳律师在二审中提出合同效力及贪污罪构成方面的辩护意见。终审法院没有采纳无罪辩护,但纠正了原判部分事实认定和数额计算,最终作出更轻的刑罚判决。

这起案件的真正价值,在于说明刑事二审辩护不仅要提出定性争议,还必须持续审查每一项可能影响犯罪数额和量刑的事实。即使最主要的无罪请求未获支持,法院仍有义务纠正原判不准确的事实和处理结果。

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释〔2000〕15号第一条;法释〔2016〕9号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案件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司法案例: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96刑终163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311号(后续类案参考)。

案例说明: 本文依据已生效的2019年终审判决书匿名化整理。关于26万元扣减,属于二审法院明确记载的裁判理由,未将其虚构为某一辩护人单独提出并获采纳的具体方案。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1月13日|最后更新 2026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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