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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交友诈骗260余万元,一审判11年6个月为何最终判7年4个月?谈有效辩护中的专业沟通

作者:尤丰阳 律师|发布 2026-11-18|更新 2026-11-18|约 5790 字

摘要一、结论先行:有效辩护是否必须与办案机关激烈对抗? 不一定。 刑事辩护的核心不是与检察官或者法官形成对立关系,而是通过事实、证据和法律,让被告人的实际责任得到准确评价。 该坚持的法律问题必须坚持,该争取的诉讼权利应当依法争取。对于有事实依据的从宽情节,也应当主动与办案人员充分沟通,寻求能够符合法律规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处理方式。 尤丰阳律师办理的一起婚恋交友平台诈骗案件,体现了这一辩护思路。 …

一、结论先行:有效辩护是否必须与办案机关激烈对抗?
不一定。

刑事辩护的核心不是与检察官或者法官形成对立关系,而是通过事实、证据和法律,让被告人的实际责任得到准确评价。

该坚持的法律问题必须坚持,该争取的诉讼权利应当依法争取。对于有事实依据的从宽情节,也应当主动与办案人员充分沟通,寻求能够符合法律规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处理方式。

尤丰阳律师办理的一起婚恋交友平台诈骗案件,体现了这一辩护思路。

据其讲述,案件涉及260余万元诈骗指控。张某的公司与多个网络交友平台合作,招募代理并培训女性聊天人员,通过与男性用户互动获得平台充值、打赏分成。

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等人组织、策划诱导男性用户充值的活动,构成诈骗罪,最初建议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原一审最终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尤丰阳律师在案件不同阶段持续参与辩护,没有将全部策略集中在否认犯罪上,而是围绕三项问题推进:

第一,平台充值并不意味着每笔款项都可以不经区分地认定为基于诈骗产生的财产处分。

第二,张某虽然参与相关经营,但平台、代理、聊手之间的实际分工和利益分配,应当进入个人罪责的评价。

第三,在出现经查证属实的一般立功情节后,应当依法论证适用减轻处罚,使最终刑期与行为人的实际责任相适应。

经过持续辩护和沟通,检察机关在变更起诉中明确载明张某的收益比例,一审认定其实际违法所得9万余元。

二审期间,张某提供的涉枪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成为一般立功的量刑依据。

案件被发回重审后,检察机关在重审庭审中将量刑建议调整为7年至8年。

据律师讲述,法院最终判处张某有期徒刑7年4个月,比原一审减少4年2个月。

本案体现的有效辩护,是专业争议、证据成果、法定从宽情节和良性司法沟通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而不是依靠单一辩护理由取得结果。
二、案件经过:交友平台充值打赏为什么会引发诈骗罪指控?
张某经营一家公司,与多家网络交友平台开展合作。

公司招募部分代理,由代理招募、培训女性聊天人员,安排其与平台注册的男性用户互动。

根据办案讲述,平台规则、充值功能、虚拟礼物以及相关玩法由平台方开发、制定。

女性聊天人员通过话术与男性用户交流,部分交流中存在营造婚恋期待、引导充值和赠送礼物的行为。

后来,部分男性用户报警,认为自己受到婚恋诈骗。

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

案件主要证据包括:

女性聊天人员使用的话术材料。

聊天人员与男性用户之间的聊天记录。

充值和虚拟礼物打赏记录。

平台相关经营规则。

张某、代理、聊天人员及有关用户的供述、陈述。

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等人通过组织、培训聊天人员,利用虚构或者夸大的婚恋关系期待,使男性用户产生错误认识,并据此充值和打赏,符合诈骗罪的构成条件。

涉案金额为260余万元。

这是本案辩护必须面对的指控事实,而不能因为涉案经营使用了真实交友软件,就当然否定诈骗罪成立。
三、实务痛点一:男性用户知道平台充值规则,是否仍可能被骗?
问:男性用户明知充值、打赏是平台公开设置的功能,为什么还可能构成诈骗?
答:知道平台如何收费,不等于知道聊天人员所表达的身份、感情和关系期待是否真实。

判断诈骗罪,需要分析行为人是否实施欺骗、对方是否产生错误认识、是否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等要素。

部分聊天记录可能支持控方的指控。

例如,如果聊天人员虚构真实婚恋意图,或者通过并不存在的私人关系承诺诱导用户支付,确实可能构成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

但另一部分记录也可能反映,男性用户对平台付费互动性质、虚拟礼物规则和聊天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因此,不能将全部充值记录不加区分地视为同一性质。
律师如何提出争议?
据尤丰阳律师讲述,他重点向检察机关提出:

部分用户的实际交友目的,与其报案时所称目的并不完全一致。

部分用户在平台互动中表现出对付费规则和关系性质的了解。

有的用户与聊天人员存在持续、较为真实的互动,不能只截取其中几句暧昧话术便推定全部付款均由欺骗产生。

这使辩护从抽象的“没有诈骗”转向更具体的问题:

每一名用户究竟相信了什么不真实的事实?又因这一认识支付了哪些款项?
“不完美被害人”应当怎样理解?
不能仅凭用户已经结婚、交友动机复杂或者存在亲密互动,就否定其受到诈骗的可能。

个人婚姻状况或者道德评价,并不当然决定其是否属于诈骗罪被害人。

这些事实只有在能够具体证明用户真实认识、付款动机和因果关系时,才具有刑法意义。

因此,办案讲述中所说的“不完美被害人”,更准确的法律表达应当是:

针对不同用户,应审查其实际认知和处分财产的原因,而不能以单一的婚恋受骗叙事概括所有支付行为。
四、实务痛点二:平台制定规则,张某为什么可能被认定为主犯?
问:张某只是合作代理体系中的一环,为什么仍可能承担主要刑事责任?
答:是否构成主犯,不能仅以谁开发软件、谁担任公司负责人判断,而应审查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组织、策划和实施作用。

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共同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认定,取决于行为人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组织、策划了相关聊天引导及充值活动。

但尤丰阳律师提出,平台方对经营模式具有重要控制能力:

平台开发软件和充值、打赏功能。

平台制定相关业务规则。

平台能够掌握聊天内容及相关后台数据。

张某并非独立开发整个经营体系,而是负责招募部分代理,再由代理负责聊天人员的培训及有关工作。

这些事实可以成为审查张某责任范围的切入点。

不过,平台方可能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并不能当然排除张某本人的主犯责任。

如果张某实际组织、管理或者指挥欺骗行为,仍须依法评价。

因此,本案辩护的重点不是简单说“平台没被抓,所以张某不能被判”,而是要求审查平台与张某之间的职能分工、收益分配、业务控制以及具体欺骗行为的归属。
五、实务痛点三:260余万元的指控金额,与9万余元个人违法所得有什么区别?
问:诈骗指控金额260余万元,为什么律师反复要求检察机关写明张某实际获利?
答:因为诈骗犯罪数额与个人违法所得并不必然相同,但两者都可能影响具体罪责评价、财产追缴和量刑。

据律师讲述,平台首先取得充值、打赏金额约50%的分成。

剩余部分再由女性聊天人员、代理和张某等参与人按照合作关系分配。

张某最终能够取得的比例约为全部相关款项的1.6%—4%。

其实际获利远低于指控的260余万元。

这里需要区分:

260余万元是公诉机关指控的涉案诈骗金额。

1.6%—4%是张某在有关合作体系中所取得的收益比例范围。

9万余元是原一审认定的张某实际违法所得。

不能把9万余元直接替代260余万元作为诈骗罪的定罪数额。

同样,不能因为个人获利较少,就自动得出其不属于主犯。

但实际获利比例能够帮助解释共同犯罪分工、个人所得、追缴范围及罪责刑是否均衡。
为什么这是一次具体的辩护成果?
据尤丰阳律师讲述,他最初希望检察机关重新审查张某在共同犯罪中的责任。

沟通过程中,检察官也认为部分证据和量刑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但对直接改变刑期存在现实困难。

尤丰阳律师于是提出一个更加具体、可以核查的要求:

即便暂时无法改变对张某的整体犯罪评价,也应当在起诉书中准确反映其实际收益比例。

经过多轮沟通,检察机关作出了变更起诉决定,将张某1.6%—4%的收益比例明确写入有关起诉材料。

据律师讲述,这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实践探索意义。

但关于“当地第一份写明诈骗获利比例的起诉书”的说法,现阶段尚无公开统计资料可独立证实,不宜作为已经核验的宣传结论。

这项工作使张某实际获利这一事实正式进入后续庭审审查。

原一审虽然仍然判处11年6个月,但最终认定张某违法所得9万余元。

这说明,一项辩护工作即使没有立即改变刑期,也可能成为之后量刑和财产处理的重要事实基础。
六、实务痛点四:为什么9万余元实际获利,仍然会判11年6个月?
问:张某的实际获利只有9万余元,诈骗罪量刑为什么仍然超过十年?
答:因为一般诈骗罪中,定罪量刑所依据的诈骗数额与个人实际分成并非同一概念。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11年两高诈骗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50万元以上,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本案公诉机关指控260余万元,明显超过该起点。

因此,虽然原一审已经确认张某个人违法所得9万余元,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以260余万元指控金额评价案件的量刑框架。

最终原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从辩护角度看,这使律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诈骗数额仍然处于十年以上法定刑档次内,如何找到依法适用减轻处罚的条件?
七、二审出现新机会:涉枪犯罪线索为什么成为量刑突破口?
据尤丰阳律师讲述,二审期间,张某向办案机关提供了他人涉嫌持枪犯罪的线索。

相关线索经依法核查,符合一般立功的评价条件。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侦破其他案件等,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问:为什么“一般立功”如此重要?
答:因为从轻处罚与减轻处罚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

从轻处罚通常是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较轻刑罚。

减轻处罚则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可以依法在法定刑以下判处。

本案若继续按260余万元的诈骗数额认定,原则上仍处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幅度。

一般立功为法院依法考虑减轻处罚提供了法定依据。

但要注意:

一般立功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而不是必须减轻。

举报他人持枪问题本身也不自动构成立功,需要达到法定条件并经依法查证。

因此,律师不能只提出“已经立功”,还要进一步论证:

为什么本案应当选择减轻处罚,而不是仅在十年以上档次内从轻处罚?

这成为重审阶段的核心量刑问题。
八、二审为什么发回重审?如何理解新的程序机会?
据尤丰阳律师讲述,案件二审最终被发回重审。

但他没有提供二审裁定书,因此目前无法确定二审法院具体依据哪一项程序或者实体理由作出发回决定。

能够确认的办案讲述是,发回重审使案件重新回到一审审理程序,也让已经出现的一般立功情节获得更充分的量刑审查机会。

尤丰阳律师由此将辩护重点进一步集中到:

共同犯罪中的实际责任。

个人获利比例。

平台与代理之间的分工。

已经查证属实的立功情节。

依法减轻处罚的必要性。

与前一阶段相比,辩护目标更加具体:

不再只争论应当判十年还是十一年,而是依法论证为什么可以进入十年以下的量刑幅度。
九、重审期间,律师如何与检察机关持续沟通?
据律师讲述,发回重审后,他继续与检察机关和法院通过案件办理中的沟通渠道阐述有关辩护意见。

在正式庭审前,控、辩、审三方曾进行一次非正式案件沟通。

这次沟通的核心并不是请办案人员放弃法律,而是围绕两个具体法律问题交换意见。
第一:怎样准确评价本案的实际社会危害性?
张某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聊天人员使用婚恋话术诱导用户充值,具有必须严肃评价的行为。

但有关平台规则、各方真实认识、不同用户的充值动机,以及部分参与人员的经济困境,均需要放在具体事实中审查。

被告人的生活处境可以帮助法庭理解其行为背景,但不能以“生活困难”为由直接否定犯罪。

同样,对被害人个人品行的判断也不能取代是否受到欺骗的法律分析。
第二:怎样让刑罚与具体作用相适应?
平台首先取得约一半充值收入。

张某实际取得的比例仅约1.6%—4%。

如果相关平台人员未到案,更应认真审查已到案人员的真实分工,而不能简单将所有责任集中到某一个被告人身上。

同时,张某已经具有经核实的一般立功情节。

因此,尤丰阳律师主张,依法选择减轻处罚,能够更准确反映张某的具体行为、获利情况及立功表现。
“能谈的就谈”究竟是什么?
合法有效的刑事辩护沟通,不是私下安排裁判结果,而是围绕依法形成的证据、诉讼材料、法律意见和量刑事实进行交流。

检察机关可以听取辩护意见,并依法调整起诉事实或者量刑建议。

法院则必须在独立审查证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作出裁判。

控辩双方存在合作式沟通,并不意味着放弃法庭质证、辩论及其他诉讼权利。
十、从原来建议12年,到重审当庭建议7—8年
据尤丰阳律师讲述,案件最初的量刑建议为12年。

在早期沟通过程中,检察官曾考虑向有关负责人汇报,研究是否可以在十年左右作出处理。

但真正使量刑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是二审期间出现并经核实的一般立功情节,以及重审阶段对个人责任和法定减轻处罚的进一步讨论。

正式重审庭审中,检察机关将对张某的量刑建议调整为7年至8年。

这是本案可以明确区分的一项诉讼成果: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从十年以上的思路,转向十年以下的具体幅度。

不过,7年至8年是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是已经提前确定的法院判决。

法院仍需依法审查立功情节及全案事实。
十一、最终判决:11年6个月降至7年4个月
据尤丰阳律师讲述,法院最终判处张某有期徒刑7年4个月。

相较原一审11年6个月,刑期减少4年2个月。

同案其他人员的刑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据律师讲述,部分同案人员相较此前量刑建议平均减少约2年至3年,但具体人员、原建议和最终刑期仍需依照裁判文书核对,不能将这一平均值当成已经核实的全案统计。

本案最终并非无罪,也没有排除诈骗罪定性。

但对张某而言,依法确认个人违法所得、获得一般立功评价,并使最终刑罚进入十年以下,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量刑结果。

需要注意,目前没有完整的重审判决书,尚不能独立核实法院对主从犯地位、一般立功及具体减轻处罚幅度作出了怎样的逐项说理。
十二、司法类案:婚恋交友与平台打赏,什么时候构成诈骗?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报道的“小对象”App网络交友诈骗案,涉及平台开发者与聊天人员合作,利用虚构的婚恋期待引导用户持续充值,检察机关通过聊天记录、资金数据等证据审查行为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中,也涉及利用网络社交平台、虚构情感关系及直播打赏实施诈骗的案件。

这些案例说明,平台收费规则真实存在,并不能当然排除诈骗。

有些打赏即便采用自愿点击、购买虚拟礼物的形式,仍可能建立在具有刑法意义的欺骗之上。

反过来,同一平台内的全部充值,也不能仅因个别聊天人员使用了欺骗话术,就不经核查地认定为诈骗损失。

本案最值得关注的仍是:

欺骗行为与各笔财产处分之间的联系。

不同参与人的责任范围。

诈骗数额与实际获利的区别。

是否存在能够依法减轻处罚的具体情节。

上述公开类案属于后续法律研究参考,不能视为证明本案律师实际引用过这些案例。
十三、尤丰阳律师案件总结:能打的打,能谈的谈
这起案件体现出一种不同于激烈对抗的有效辩护路径。

第一步,在事实和法律上坚持必要争议。

律师围绕聊天话术、用户真实认识、平台责任和共同犯罪分工提出意见,防止对所有行为作机械的一体化评价。

第二步,把可以核实的有利事实写进正式诉讼材料。

在难以立即改变整体定性的情况下,持续争取使张某1.6%—4%的实际收益比例进入变更起诉材料,并最终使9万余元违法所得得到一审认定。

第三步,利用出现的新法定情节重新构建量刑论证。

一般立功经核实后,律师重点论证为什么本案不仅能够在十年以上从轻处罚,而且可以依法减轻处罚。

第四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持续沟通。

检察机关认真听取合理意见,重审庭审中调整量刑建议;法院依法审查后,最终作出7年4个月的判决。

但不能把结果完全归功于沟通方式。

它还依赖律师提出有证据支持的意见、张某提供的立功线索经查证属实,以及办案人员依法审查。

刑事辩护并不以对抗强度衡量专业水平。真正有效的辩护,是坚持必要的法律原则,同时积极寻找依法解决案件的路径。

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二十三条(关于变更起诉)。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1月18日|最后更新 2026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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