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论先行:诈骗罪被判11年,为什么律师反而首先选择打程序?
刑事辩护最重要的,不只是发现实体法律上的争议,还在于判断什么样的辩护路径能够真正推动案件发生变化。
尤其在二审阶段,面对一份已经作出、刑期达到11年的诈骗罪判决,律师即使认为证据不足、法律定性错误,也不意味着只要反复阐述无罪理由,就一定能够取得理想结果。
在尤丰阳律师办理的一起销售型诈骗案件中,律师介入时,一审法院已对被告人张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案件源于一种主打乌发效果的洗护产品销售。
消费者认为产品实际效果不符合宣传,进而报警。
一审法院最终以诈骗罪作出重刑判决。
尤丰阳律师接受二审委托后,经过阅卷、会见和法律分析,认为案件同时存在两类问题。
一类是实体问题:销售宣传中的夸大、虚假或者无法验证,究竟是否足以证明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另一类是程序问题:一审在被告人坚持无罪意见的情况下,是否违法适用了简易程序,从而影响其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律师最终选择以程序辩护作为二审突破口,重点争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按照承办律师的办案讲述,经过约四个月的持续沟通、提出法律意见和争取,二审法院最终作出发回重审决定。
在重新审判阶段,律师调整策略,将实体辩护重点转向诈骗罪与虚假广告罪的区分。
通过审查后来移送的约50GB电子数据,律师发现公安机关一份有关涉案产品功效鉴定困难的情况说明。
这一材料使控方关于产品功效虚假、被告人明知以及诈骗罪构成的证据问题进一步显现。
随后,案件的罪名评价由诈骗罪转向虚假广告罪。
根据承办律师提供的结果,张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与此前实际羁押时间大致相当。
这起案件的核心价值,不是简单的“11年变1年9个月”,而是律师先以程序救济重新打开审判空间,再运用实体证据和罪名辨析推动案件向更准确的刑法评价转变。
二、案件经过:一款宣称具有乌发效果的洗护产品,为何引发诈骗罪指控?
2011年,张某退伍后使用积蓄成立公司,代理销售一款洗护产品。
该产品在市场推广中突出乌发、黑发等功能。
按照张某的陈述,他最初与厂家、品牌商洽谈代理时,对方告知产品确实具有相应效果,并表示产品取得了有关化妆品批准文件。
张某据此开展代理销售业务。
然而,随着产品售出,部分消费者认为实际使用体验与宣传存在明显差异。
有消费者反映,购买时客服介绍产品具有黑发、乌发作用,但连续使用约一个月后,没有感受到所期待的效果,因此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
相关消费者报警后,公安机关以诈骗罪方向展开侦查。
侦查人员还对品牌方经理进行了调查。
据承办律师介绍,经理证言反映:产品销售价格、宣传视频以及广告语主要由品牌厂家统一制定和提供;产品也具有有关化妆品批准文件。
这意味着案件不仅需要审查经销公司实际使用了哪些宣传材料,还必须审查宣传来源、经销商是否参与制作、对效果真实性的认识,以及有关批准文件到底证明了什么。
需要明确,化妆品取得批准或备案文件,并不等于监管部门已经保证其具有宣传中的全部功效。
同样,消费者认为效果不佳,也不能单独替代对产品宣传真实性和刑事主观故意的证明。
三、原一审为什么认为构成诈骗罪?
据办案讲述,控方主要围绕销售环节的虚构事实、消费者错误认识及付款行为建立诈骗罪指控。
其核心思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销售中可能存在虚构成功案例
控方认为,销售人员在推广产品时使用所谓成功案例、使用前后对比照片等内容,以增强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信赖。
这些材料是否经过编辑、美化甚至虚构,是案件需要审查的问题。
不能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把“存在对比照片”直接写成“已经证明全部照片均经过造假”。
第二,消费者可能因宣传而形成错误认识
有关消费者认为客服对产品乌发效果的介绍具有专业性,因此产生购买信任并支付货款。
这一过程涉及诈骗罪中欺骗行为、错误认识与财产处分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三,控方认为张某明知宣传效果可能无法实现
如果行为人明知产品不具有宣称效果,仍利用虚假材料诱导他人付款,当然需要进行刑事法律评价。
但“明知可能达不到效果”与“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不能不经证明而直接画等号。
产品是否实际交付、经营行为是否真实、广告由谁制作、售后政策如何执行,以及行为人对产品效果的信息来源,都可能影响主观构成要件的判断。
第四,原一审最终按照诈骗罪判处11年
在这一认定框架下,张某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尤丰阳律师介入时,案件已经进入二审。
如何在二审阶段真正改变原审结论,成为律师首先需要解决的程序性问题。
四、实务痛点一:诈骗罪、民事欺诈与虚假广告之间为什么容易发生争议?
诈骗罪的法律分析通常围绕欺骗行为、认识错误、财产处分、财产损失及其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审查非法占有目的展开。
但在商品交易中,存在真实产品、真实供货及正常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并非所有夸大宣传都可以直接按照诈骗罪认定。
例如,产品真实交付,但部分功能宣传不准确,可能涉及广告法上的虚假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欺诈责任。
如果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且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虚假广告罪。
如果销售行为同时满足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诈骗罪构成要件,也不能因为存在商品交付就当然排除诈骗罪。
真正的界限,不在于有没有一句虚假的广告语,而在于行为事实究竟完整满足哪一种法律责任的构成条件。
本案辩护所面临的难题,恰好集中在这一交叉区域。
律师既不能忽视消费者可能受到误导的事实,也不能容许将商业宣传争议不加区分地全部提升为诈骗罪处理。
五、实务痛点二:为什么二审首先选择程序辩护,而不是直接集中火力论证无罪?
这是本案最具有特色的辩护策略。
根据刑事诉讼法,二审法院对案件应依法全面审查,但并不是每一起上诉案件都必然开庭。
对于被告人等对原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且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法律规定应当开庭审理。
另一方面,一审存在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况,属于二审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重要法定事由。
尤丰阳律师分析后认为,如果仅将希望寄托在二审法院采纳实体法律观点上,可能面临书面审理、沟通时间有限以及事实争议难以充分展开的问题。
因此,律师把二审的首要目标确定为争取发回重审。
这里的思路并不是放弃实体辩护。
而是先通过具有明确法律条件的程序救济,争取让案件重新进入能够完整调查证据、质证和辩论的审判程序。
六、实务痛点三:被告人一审坚持无罪,为什么简易程序问题是重要突破口?
尤丰阳律师在查阅一审庭审笔录时,发现一个关键问题。
按照律师讲述,一审庭审记录显示,张某曾对诈骗罪指控作无罪辩解,但原审却以简易程序的形式推进审判。
这与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直接相关。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应当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所犯罪行、对指控事实没有异议,并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等要求。
第二百二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依法改按相应程序重新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也明确了被告人当庭否认起诉指控犯罪事实时,应转换普通程序的规则。
因此,律师提出的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形式问题,而是:
一个坚持对犯罪事实或定罪提出实质异议的被告人,是否得到了法律要求的完整审判程序保障?
即使一开始同意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不再符合简易程序条件的情形,也应依法处理。
不过,需要进一步核对一审庭审笔录和程序转换记录,才能最终判断具体违法情形及其程度;不能仅凭一审判处11年,就当然认定简易程序违法。
七、实务痛点四:法院称“书记员笔误”,律师为什么仍坚持调取同步录音录像?
据承办律师回忆,在二审沟通时,有办案人员解释称,一审实际适用的是普通程序,只是书记员在庭审记录中误写为简易程序。
面对这种解释,尤丰阳律师并没有停止提出异议。
律师认为,如果确实只是记录错误,仍应当有相应客观材料予以核对。
庭审同步录音录像正是核查庭审程序实际如何进行的重要材料。
因此,律师持续提出调取、核查原审庭审录音录像的要求。
按照律师讲述,在有关沟通中出现过录音录像未保存、被覆盖、设备问题等不同解释,但最终未能取得相应视频。
这一过程的专业价值在于:
第一,要求程序事实通过客观证据确认,而不是依赖口头解释。
第二,如果确有记录错误,应进一步审查错误如何形成、是否得到依法说明和更正。
第三,如果存在庭审录音录像缺失,也应根据庭审发生时适用的规定审查存储、保存和说明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庭审全程录音录像,并对因设备故障造成不完整等情形设定记录、说明要求。
但不能由此直接推断本案录像是被故意删除或者损毁。
辩护律师反复提出核查要求,本质上是在将程序异议进一步转化为可验证的证据问题。
八、实务痛点五:为什么二审提出可以不开庭改判时,律师仍坚持发回重审?
据承办律师讲述,经过持续争取,二审阶段曾出现一个可以不开庭直接调整判决的沟通方案。
对已经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的张某来说,直接获得某种有利改判具有吸引力。
但尤丰阳律师对这一方案保持谨慎。
原因在于,如果不经公开充分的庭审调查,直接对原判作有限调整,可能无法真正解决一审程序问题及诈骗罪与虚假广告罪之间的重大定性争议。
相比之下,发回重审意味着重新打开完整的一审审判程序,为进一步核查证据、提出定性辩护创造条件。
按照承办律师讲述,在约四个月持续提出程序意见、申请核查庭审资料和依法反映有关问题之后,二审法院最终作出发回重审决定。
这一阶段,律师争取到的首先是重新审判的程序机会,而不是已经获得实体上的无罪结果。
从律师的办案经验看,程序辩护的成果,有时并不是立即减少几年刑期,而是先改变案件能够被充分审查的条件。
九、实务痛点六:案件发回后,为什么又决定从无罪辩护转向虚假广告罪辩护?
案件重新进入一审后,程序上的紧迫程度发生变化。
律师有机会在新的庭审中继续对实体事实和法律适用展开论证。
此时,辩护策略面临新的选择。
第一种方案,是继续坚持本案属于真实商品交易中的民事欺诈或行政违法问题,不构成刑事犯罪。
第二种方案,是在不认可诈骗罪构成的同时,将存在问题的宣传行为纳入虚假广告罪的构成框架进行审查和辩护。
尤丰阳律师介绍,团队曾检索大量同类裁判,包括案发地相关司法机关对类似商品交易争议作出的民事判决,并提交了相关资料。
这些材料对于说明刑民边界具有参考意义。
但律师同时意识到,案件已经经过一审11年重刑判决,后又发回重审,单纯强调民事欺诈未必是最具可操作性的辩护方向。
最终,律师将重审实体辩护策略转向虚假广告罪。
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虚假广告罪法定最高有期徒刑为二年。
与此前诈骗罪11年刑期相比,两种罪名的法定刑结构存在显著差别。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指控为销售诈骗,就必然应改定虚假广告罪。
具体仍须证明广告行为、虚假性、行为主体和情节严重等要件。
十、实务痛点七:约50GB电子数据中,律师究竟发现了什么?
这是推动重审阶段实体辩护的重要证据节点。
据承办律师讲述,重审期间,检察机关补充移送了约50GB电子数据材料。
律师在大量数据中发现一份公安机关形成的情况说明。
该材料反映,侦查人员曾尝试联系不同地区的有关鉴定机构,希望对涉案洗护产品是否具有乌发效果进行功能性鉴定。
但经联系后,未找到能够完成该项具体鉴定的机构。
办案人员据此形成情况说明,反映现有鉴定条件无法直接完成该项功效鉴定。
这份材料对于原有诈骗罪指控的证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原指控需要说明宣传中的核心产品效果是否虚假,以及张某是否明知并以此非法占有消费者财物。
如果对产品功效真伪的证明存在明显缺口,就必须进一步审查其他证据能否补足。
例如,消费者主观上觉得无效,能否代表产品客观上完全没有相关功效?
厂家提供的宣传材料和经销商自行使用的销售素材,责任如何区分?
涉嫌虚构的成功案例,是否有原始图片、制作记录和发布记录证明?
张某是否明知宣传内容不实?
这些问题不能靠一句“消费者没有效果”直接解决。
但同样需要强调:
没有鉴定机构能够开展某项测试,不等于已经科学证明产品有效;也不等于所有宣传都真实,更不等于虚假广告罪无需证明广告虚假。
该材料的核心价值,是要求控方准确说明自己究竟能够证明什么,尚有哪些事实缺少直接证明。
十一、案件最终结果:从诈骗罪11年,到虚假广告罪1年9个月
按照尤丰阳律师提供的完整办案经过,在发回重审、提出虚假广告罪定性意见,并结合补充电子数据开展证据论证后,检察机关通过沟通表示同意将案件定性由诈骗罪调整为虚假广告罪。
案件最终按照虚假广告罪处理,张某刑期为一年九个月。
据承办律师讲述,张某此前实际羁押时间与最终刑期大致相当。
这里应当区分:
二审阶段的成果,是争取到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重审阶段的成果,是案件罪名评价由诈骗罪转向虚假广告罪。
最终处罚结果,是一年九个月有期徒刑。
不能将整个过程压缩为二审法院直接把诈骗罪11年改判为虚假广告罪一年九个月。
由于尚未提供重审裁判文书,法院最终对每项证据及法律意见作出了何种具体书面认定,仍需要以裁判文书进一步核实。
十二、尤丰阳律师案件总结:程序辩护不是绕开实体,而是为实体审查创造条件
本案最值得借鉴的地方,是辩护策略并非从始至终只有一个方向。
二审阶段,律师首先面对的是一份11年诈骗罪判决,以及原审可能存在的不当适用简易程序问题。
因此,先以程序违法为重点,要求核查庭审笔录和同步录音录像,争取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后,律师再重新评价实体辩护方向,从坚持民事欺诈或无罪的可能性,转向诈骗罪与虚假广告罪的具体界限。
在大量电子数据中发现侦查机关关于产品功效鉴定困难的情况说明之后,又将抽象的罪名争论转化为对具体证明缺口的审查。
最终,按照承办律师的办案讲述,案件从诈骗罪11年重刑判决,经过程序发回与重审定性调整,以虚假广告罪判处一年九个月。
这起案件说明,真正有效的刑事辩护,不只是提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更是判断何时应当提出程序异议、何时应当重新选择定性路径,以及如何从庞杂证据中找到能够影响裁判的关键事实。
程序保障不是实体公正的对立面,而是充分实现实体辩护的重要条件。
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关于简易程序适用及转换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1月17日|最后更新 202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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