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2亿元资金流水,是否意味着行为人非法从事了1.2亿元支付结算业务?
结论:不能直接等同。资金经由某一业务平台流转,不意味着该平台当然实施了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应当首先查明行为人是否实际经营需要取得许可的支付结算业务,再独立审查其是否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
第四方支付关联案件的争议,经常集中在三个相互交织的问题上。
第一,平台究竟是提供商户接入、交易信息传输和业务撮合服务,还是实际承担资金归集、清算及支付指令控制等核心支付业务?
第二,下游资金最终进入赌博网站,是否足以证明上游服务商明知犯罪活动,或者当然构成非法经营罪?
第三,在定罪范围调整后,原来依据整体流水扣押的财产,是否仍然都具有追缴或者没收依据?
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尤丰阳律师参与办理的一起案件,就集中体现了上述争议。
据承办团队提供的资料,案件涉及业务结算流水约1.2亿元。侦查阶段,当事人被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面临较重的刑罚风险。
尤丰阳律师介入后,从资金业务的实际运作方式入手,对照支付结算监管制度与刑法构成要件提出法律意见。
据承办资料,检察机关最终将案件定性调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院判处缓刑,并对先期扣押款中80余万元作出退还处理。
案件的专业意义,并不只是法定刑有所变化,而是通过业务穿透审查,使犯罪定性、违法所得和涉案财物处理分别获得相应的法律依据。
一、争点一:第四方支付平台流水达到1.2亿元,是否当然构成非法经营罪?
结论:不能。数额标准只能适用于已经符合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构成的行为,不能由巨大流水反向推定经营行为的违法性质。
(一)规范依据:非法经营罪的行为要件应先于数额要件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将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等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规制范围。
2019年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列举了具体行为。
包括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通过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非法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非法提供支票套现服务,以及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
该解释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非法经营数额500万元、2500万元的一般量刑数额标准。
但是,该标准不能脱离第一条规定的行为范围独立适用。
如果行为本身不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就不能仅因相关资金累计达到2500万元以上,直接认定构成情节特别严重的非法经营罪。
(二)实务痛点:业务平台究竟经营的是资金,还是交易信息?
第四方支付是一种业务描述,不是刑法规定的独立犯罪类型。
不同平台的具体功能可能存在本质差异。
有的平台仅负责提供支付渠道接入、信息传输、技术支持或者商户撮合。
有的平台则直接控制收付款账户、建立资金池、决定付款对象或者开展二次清算。
这些行为对于金融监管秩序具有不同意义。
因此,应当穿透审查平台在实际资金流转链条中的地位。
特别需要查明:
当事人是否控制资金归集账户?
客户付款后,资金是否进入其实际支配的资金池?
当事人是否能够独立修改收款人、付款人和支付指令?
是否通过虚构交易形成非法资金转移?
最终清算由持牌支付机构完成,还是由其自行组织?
是否具有其他未经许可独立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
上述事实决定平台所承担的功能,不能简单由“第四方支付”名称替代。
(三)司法实践的规范解释
支付结算业务类非法经营罪所规制的核心,是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受监管的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
对于只提供业务撮合、技术接入或者信息服务的主体,如果没有实际经营资金结算业务,刑事评价应当保持相应的构成要件边界。
但如果行为人利用形式上的撮合服务掩盖实际资金归集、二次清算或者非法套现,则不能仅凭服务商身份排除非法经营罪。
本项辩护结论:认定非法经营罪,应先证明违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再依法评价非法经营数额,不能倒置审查顺序。
二、争点二:当事人只赚取较低比例的服务费,是否能够证明没有非法经营?
结论:服务费比例和盈利模式具有证明价值,但不能单独决定支付结算行为的法律性质。
(一)业务收入与非法支付结算金额属于不同概念
据承办资料,当事人的经营方式主要是寻找具有充值、缴费需求的客户,通过合作平台撮合相关交易,并以服务费方式获得收入。
案件材料提及服务费采用较低比例计取,但其具体百分比及计费基数尚需核实。
对于该业务模式,需要重点审查服务商究竟对资金本身实施何种控制。
如果其仅提供信息与渠道服务,而实际资金清算由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主体完成,那么这种业务结构与独立开展资金结算的机构可能具有实质区别。
但即使服务商只收取少量手续费,如果其实际掌握资金、组织支付和结算,也不能因此排除非法经营罪。
(二)为什么盈利方式不能直接决定罪名?
正常支付机构本身也可能通过手续费盈利。
因此,收取服务费不是判断非法经营罪与帮信罪的决定性因素。
更重要的是业务功能:
是否独立实施支付结算?
是否具有所需资质?
是否存在非法资金归集或者套现?
是否通过交易撮合协助实施信息网络犯罪?
这些行为应当分别评价。
(三)证据审查
对于案件中每一类交易,律师应当结合客户协议、渠道合作文件、后台订单、支付流水、清算账户以及收费记录,重建实际业务流程。
其中,应重点区分:
客户支付金额。
由持牌机构完成的结算金额。
服务商实际经手或者控制的资金。
服务商依法应评价的帮助行为。
服务商取得的报酬及可能涉及的违法所得。
本项辩护结论:低比例服务费可以辅助说明业务角色,但不能替代对资金控制和清算功能的实质审查。
三、争点三:资金最终流入赌博平台,服务商是否当然属于非法经营罪或者帮信罪?
结论:均不当然成立。资金最终去向、行为性质与主观明知是需要分别证明的事实。
(一)非法经营罪与帮信罪的犯罪构成不同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重点是行为人是否未经许可,非法经营特定受监管的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则规定,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依法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责任。
因此,两罪不是简单的“非法经营罪金额大、帮信罪金额小”的区别。
核心是所实施的客观行为和应当证明的主观认识不同。
如果行为人实际经营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并符合有关数额及其他条件,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
如果其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构成,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相应帮助并达到情节严重程度,则需要独立审查帮信罪。
反过来,如果既不能证明非法经营行为,也不能证明其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就不能因为资金最终流入赌博平台而自动认定帮信罪。
(二)2025年帮信案件意见如何规定?
2025年两高一部法发〔2025〕12号《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四项、第五项明确,帮信罪应综合审查主观明知、帮助行为及情节严重。
对明知的认定,应当结合帮助方式、次数、职业经历、与上游人员的关系、交易异常、获利及规避监管等事实综合判断。
因此,行为人不知道资金最终流入某一具体赌博平台,并不当然排除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其他犯罪。
但也不能仅因为支付链条后端存在违法犯罪,就推定前端每名服务商均具有刑事犯罪故意。
(三)本案如何形成有效辩护?
据承办资料,尤丰阳律师围绕当事人面对的业务客户、合作平台、资金流转方式、服务费用来源及与下游赌博平台的关系进行审查。
其主要意见是:当事人并非直接经营非法支付结算金融业务;若有关行为需要作刑事评价,应进一步审查是否符合帮信罪构成,而不能直接以1.2亿元资金规模认定非法经营罪。
这里必须区分两个层面:
一是对非法支付结算业务这一客观行为的否定。
二是对帮信罪主观明知及帮助行为是否成立的独立审查。
不能将“没有非法经营故意”直接等同于“已经满足帮信罪全部构成条件”。
本项辩护结论:资金服务商的刑事定性,应由具体业务行为和主观认识决定,而不是由下游最终资金流向单独决定。
四、争点四:如何利用真实类案区分非法经营罪与帮信罪?
结论:应重点比较主体是否实际经营支付结算业务,是否形成资金池,以及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承担何种功能。
(一)类案:庄某、张某某等人非法经营、帮信案
昆山市人民检察院2021年公布的典型案例中,部分行为人搭建第四方支付平台,利用多个第三方支付账户为他人提供资金收付服务。
检察机关发现,平台运营人员未经许可,实际形成资金池并从事二次清算业务。
因此,对有关平台经营人员依法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
与此同时,相关码商及代理主要通过提供收款二维码等方式为上游犯罪活动提供帮助,司法机关结合其主观明知、参与层级及具体行为,分别按帮信罪评价。
该案例的关键不是不同人员获得了多少收益,而是:
有的人实际上经营非法支付结算业务,有的人则在犯罪链条中提供具体信息网络犯罪帮助。
(二)本案与类案的比较重点
对于涉案服务商,应核查其是否实际控制资金池,是否有权安排资金最终支付,是否直接办理二次清算,以及相关行为是否超出普通技术或业务撮合职能。
如果仅以客户与合作平台之间的信息撮合作为主要行为,而无证据证明独立实施了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就需要对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构成提出异议。
如果同时存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主观明知与法定帮助行为,则应进一步依法审查帮信罪。
类案不能直接替代本案证据,但可以帮助明确不同犯罪构成的证明重点。
五、争点五:为什么本案从非法经营罪调整为帮信罪,量刑风险发生明显变化?
结论:罪名变更改变了适用的法定刑结构,但不意味着帮信罪当然适用缓刑。
非法经营罪在情节特别严重时,依法适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及相应财产刑。
帮信罪的基本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因此,行为依法被认定为帮信罪后,相应量刑评价基础将发生明显变化。
但仍须审查具体犯罪事实、主观明知、帮助行为、情节严重及量刑情节。
对于拟适用缓刑的案件,还需要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宣告刑、悔罪表现、再犯罪危险等条件。
本案的程序进展
据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承办资料,尤丰阳律师向检察机关提出相关法律意见,并围绕真实业务模式、支付结算职能与资金流转材料进行沟通。
检察机关最终将案件定性调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并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提出建议适用缓刑的量刑意见。
法院审理后,据承办资料最终判处缓刑。
需要注意,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不等于法院必须采纳全部量刑建议;法院仍应依法审查犯罪事实、罪名和量刑条件。
六、争点六:为何案件定性变化后,还需要审查扣押款中的80余万元?
结论:犯罪成立不意味着所有先期扣押财物均应追缴。应区分违法所得、依法应追缴财物与不具备追缴依据的合法财产。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应依法及时解除相应措施并退还。
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中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四十四条、第四百四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刑事判决对涉案财物、违法所得及返还事项的处理要求。
(一)资金流转总额不等于个人违法所得
本案涉及约1.2亿元交易流水。
但交易流水反映的是资金流转规模,不能不经核查就作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如果当事人以服务费获取收益,应重点审查:
服务费实际收取金额。
哪些款项可以依法评价为犯罪所得。
是否存在仅由业务流程经过、并不归其所有的客户资金。
哪些扣押款具有追缴依据。
哪些款项超出了依法应追缴的范围。
需要注意,非法经营罪的2019年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了在违法所得难以确定时,按非法经营数额千分之一认定违法所得的规则。但该规定不能未经分析直接移用于帮信罪的违法所得认定。
(二)承办案件中的财物争议
据承办团队提供的资料,案件进入法院阶段后,尤丰阳律师继续就相关交易金额、服务收入及先期扣押财产的性质提出意见。
法院最终对违法所得的认定作出相应调整,并对先期扣押款中的80余万元作退还处理。
相关表述需进一步核对判决主文、涉案财物清单及实际退款凭证,以明确是判决确定返还,还是已完成实际返款。
(三)本项辩护结论
在支付结算关联犯罪中,财产辩护并非附属问题。
即使行为人最终被认定构成帮信罪,仍应依法精确区分犯罪所得、客户资金以及其他合法财产。
违法所得的审查应当具有独立性,不得以案件整体流水或者最初扣押金额直接替代。
七、案件总结:两项构成要件审查与一项财产权审查
本案据承办资料取得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处理结果。
首先,在案件定性方面,由非法经营罪调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其次,在刑罚适用方面,检察机关提出建议缓刑的量刑意见,法院最终适用缓刑。
再次,在涉案财物方面,对先期扣押款中的80余万元作退还处理。
但不能因为最终获得较轻的刑罚,就反过来证明行为人完全没有参与违法犯罪。
相反,正因为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量刑规则和财产处置规范具有独立性,才需要分别审查。
这起案件最值得总结的辩护方法,是“支付业务性质识别—关联犯罪构成区分—违法所得与扣押财产审查”的三层分析路径。
第一层,查清当事人是否真正经营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第二层,审查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并提供相应帮助。
第三层,分别计算依法应评价的犯罪事实、违法所得及应当退还的财物。
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尤丰阳律师在本案中的工作,体现了对支付业务模型和刑事构成要件的综合审查,而不是仅通过降低涉案数额争取轻判。
尤丰阳律师|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
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七十二条。
2019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
2025年法发〔2025〕12号《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四、第五、第七、第八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四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四十四条、第四百四十五条。
昆山市人民检察院2021年《庄某、张某某等人非法经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发布声明
本文根据承办团队提供的案件资料整理,案件企业、客户及其他人员信息已匿名化。涉案1.2亿元的具体统计口径、改定帮信罪的裁判理由、缓刑刑期和80余万元财物的退还情况,均以原始司法文书及财产处置凭证为准。个案结果不构成其他案件处理结果的保证。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0月27日|最后更新 2026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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