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规范评价,最容易出现的偏差,并非遗漏某项从宽量刑情节,而是将同一平台内部不同层级、不同功能的参与者,直接纳入同一种组织赌博行为的评价框架。
网赌平台实际控制人、股东代理、普通推广者、游戏币兑换人员与支付结算人员,虽然可能处于同一犯罪链条,其行为性质却并不当然具有同质性。
对于辩护人而言,首先需要查明的不是全平台究竟流转了多少资金,而是当事人究竟实施了什么行为、对赌博活动具有何种认识、控制哪些资源,以及依法应对多大范围的犯罪事实承担责任。
本文结论是:网络开设赌场案件应当依次完成行为功能识别、犯罪构成审查、共同犯罪归责、赌资数额核算及刑罚个别化评价,而不能直接从平台整体流水推导个人罪责。
结合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及尤丰阳律师参与办理的相关案件,以下从四类常见人员的实务争议出发,对网络赌博关联犯罪的辩护路径予以分析。
一、网赌平台负责人:拥有管理头衔,是否就应认定为赌场实际控制人?
结论:管理头衔不等于实际控制权,但没有最高管理权限也不当然排除主犯认定。辩护必须审查行为人对组织、规则、账户及收益分配的实质支配程度。
(一)实务痛点:真正的幕后控制人尚未归案,前台管理人员被指认为主犯
网络赌场通常具有跨境服务器、境内代理、多层级账户和分散资金结算等特点。
在部分案件中,后台实际控制人长期处于境外,侦查机关先行掌握的可能只是境内运营人员、区域代理及资金经办人的证据。
这种情况下,最需要防范的是以职务称谓替代实质行为审查。
例如,某人对外被称为“平台负责人”,但其实际权限可能仅限于客户维护、代理沟通或者某一业务板块的日常运营。
其是否属于全平台实际控制人,不能直接根据聊天记录中的称呼或者后台显示的管理员身份作出判断。
《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主犯的认定及责任规则。公通字〔2020〕14号《关于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也要求对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他参与人员依法区分责任。
因此,“是否控制平台”与“是否在本人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既相互关联,又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
(二)第一项审查:是否实际决定赌博规则?
对于涉嫌实际控制人的当事人,应当审查其是否有权决定核心赌博规则,包括赔率设定、抽头比例、返佣政策、投注限制及其他经营安排。
如果行为人仅负责执行既定规则,不能调整赔率或者返佣比例,应当进一步审查其实际职责。
但这只能说明其可能不属于最高决策层,不能直接推出其不是其他层级共同犯罪中的主犯。
在证据上,需要将后台权限表、管理员操作日志、规则调整记录及具体人员使用账号的情况对应分析。
单纯持有管理员账号,不足以说明行为人拥有所有管理权限。
(三)第二项审查:是否实际控制人员与资金?
赌场实际控制通常涉及人员、资金和业务资源的支配。
因此,辩护需要审查:
当事人能否决定代理招募、员工任免及下级业务安排?
是否能够支配平台收款账户、提现审核及资金分配?
是否能够决定不同代理之间的利润结算?
如果相关权限均不在当事人手中,就需要重新评价其在组织中的实际地位。
但是,不能仅凭其未直接持有资金账户,就排除通过其他人员间接控制资金的可能。
(四)第三项审查:个人获利能否证明其不是主犯?
不能仅凭个人收入较低,就直接否定主犯地位。
例如,平台整体非法获利较大,而某人只获得固定工资或者有限分成,这可能有助于说明其经济利益与核心经营人员不同。
但是否属于主犯,还需要结合其是否负责组织、指挥、策划或实施主要犯罪行为判断。
个人获利金额可以作为评价地位作用的重要证据,却不是唯一标准。
(五)第四项审查:是否应对全平台赌资负责?
全平台存在多个盘口、代理层级和业务期间时,不能未经审查就将所有金额归责于同一人员。
需要核对其参与期间、实际管理范围、共同犯罪故意及相关组织结构。
但是,对于依法认定的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相应的全部罪行责任规则。
对于其他主犯,也应依照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因此,犯罪金额的归责范围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亲手管理的账户金额,更不能采用所有成员平均分摊的方式确定。
类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郑某、龚某开设赌场案
2025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郑某、龚某开设赌场案中,相关人员组织“地下六合彩”网络赌博,共接受下级代理及会员投注1.9亿余元。
法院根据不同人员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认定郑某为主犯、龚某为从犯。
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该案说明,同一网络赌场、同一规模巨大的赌博活动,并不意味着不同参与人员必须适用相同的刑罚评价。
但主从犯的区别必须建立在具体行为和作用上,而不能单纯根据职务高低或者分成多少决定。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依法惩治赌博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二、网赌代理和推广人员:转发链接、发展会员,是否必然构成开设赌场罪?
结论:不能仅凭转发链接或者使用“代理账号”认定开设赌场罪;但没有直接接收现金投注、没有发展下级账号,也不当然排除开设赌场罪及其共同犯罪。
(一)实务痛点:代理、推广者和普通参赌人员之间的界限容易混淆
网赌平台普遍采用推广链接、邀请码、代理返佣及会员层级等方式吸引参赌人员。
因此,行为人即使没有直接收取赌资,也可能参与招揽赌客、组织赌博或者为赌博网站提供帮助。
但反过来,仅因某人转发过赌博网址或者领取过游戏币,也不能直接认定其具有组织赌博活动的犯罪故意。
对代理人员的辩护,应当首先确定其具体行为属于以下何种类型:
实际接受投注、组织赌博;
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发展赌客;
提供广告投放或会员推广服务;
普通玩家转发链接或者进行零散介绍。
不同情形在构成要件和证明要求上存在差异。
(二)争点一: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赌博网站代理身份?
公通字〔2010〕40号《网络赌博意见》第三部分明确,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赌博网站上的账号设置有下级账号的,应当认定其为赌博网站代理。
这一规定提供了识别代理身份的明确证据依据。
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没有下级账号,就一律不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组织赌博或者帮助行为。
在具体案件中,还应结合推广方式、实际招赌行为、投注关系、佣金结算及与平台之间的合作情况进行判断。
对于当事人的后台账号,辩护需要核查:
账号是否具有管理下级会员或代理的功能?
当事人是否实际使用了相关功能?
是否能够接触会员投注数据?
是否参与投注接收、返佣结算或者组织参赌?
是否存在与其他代理相互独立、缺乏共同犯意联络的情况?
辩护的重点不是简单证明“账号没有某个按钮”,而是查明账号权限及实际行为与所指控犯罪之间的联系。
(三)争点二:不接触赌资,只负责推广,是否只能认定为从犯?
不能。
《网络赌博意见》第二部分将明知系赌博网站而提供广告投放、发展会员等帮助,并符合相应规定条件的行为,纳入开设赌场罪共同犯罪评价。
2020年《跨境赌博意见》第三部分也对为赌博网站提供广告推广、会员发展及代理服务的共同犯罪认定作出了规定。
因此,不直接收取赌资并不当然排除开设赌场罪。
至于主从犯,应结合行为人是否组织、策划推广,是否管理下级人员,以及其在招赌活动中的实际作用判断。
类案参照:指导案例146号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46号陈庆豪、陈淑娟、赵延海开设赌场案中,相关人员借助“二元期权”平台开展具有赌博实质的活动。
其中,陈庆豪从事市场协调、宣传和发展会员等工作,法院结合其具体行为及违法所得等情况,依法认定相应刑事责任。
该案说明,不能将“不直接收取投注款项”作为排除开设赌场罪共犯的充分条件。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46号。
(四)争点三:推广获利不足2万元,就一定不构成犯罪吗?
不是。
《网络赌博意见》第二部分规定,明知是赌博网站,为其提供广告投放、发展会员等服务,收取服务费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符合相应共同犯罪认定条件。
但这个数额不能脱离行为类型使用。
首先,它针对的是该部分规定所列的服务和帮助行为,并非一切网络赌博代理行为的统一入罪标准。
其次,该部分还规定了广告投放数量等其他认定条件。
再次,如果行为人直接实施代理接受投注、参与利润分成或者其他开设赌场行为,不能当然以推广服务费未达2万元为由排除刑事责任。
最后,2020年跨境赌博意见对于代理发展玩家、会员、下线以及相关帮助行为另有规定,必须结合案件适用。
因此,“不到2万元一定无罪,达到2万元一定有罪”都不是准确的法律结论。
(五)争点四:推广行为仅发生在熟人之间,能否作为有效辩点?
可以成为审查事实和社会危害的重要因素,但不是自动免责理由。
如果行为人只是偶尔向熟人介绍某个游戏,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属于网络赌博犯罪,也没有实际承担招赌服务,就需要进一步审查犯罪构成是否成立。
但如果其长期组织熟人参赌、接受投注或者从中持续获利,即使参与者都属于熟人,也可能符合相应赌博犯罪构成。
因此,应当通过聊天记录、邀请关系、投注数据和报酬记录,具体分析其行为的组织性、持续性与营利性。
(六)争点五:平台包装成棋牌游戏,能否从“主观明知”展开辩护?
可以,但不能仅凭平台名称或者表面玩法作判断。
对于所谓棋牌游戏,应重点审查游戏积分是否能够兑换现实财产利益,是否允许充值、提现,以及相关人员是否知悉这一机制。
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平台存在赌博性质,需要结合其实际接触的信息、推广内容、报酬方式及其他证据判断。
反过来,明知平台可以现金兑换赌博输赢,却仍持续组织推广的,不能只以“平台叫棋牌游戏”作为辩解理由。
2025年两高一部法发〔2025〕12号意见第五项,进一步强调应综合判断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主观明知,而非单凭行为人自己的说法确定。
因此,主观明知辩护的关键,是证明当事人实际能够接触和理解哪些信息,而不是替其构造一个表面上合理的“不知情故事”。
三、银商与币商:只负责游戏币、虚拟币兑换,是否应当认定开设赌场罪?
结论:银商、币商身份本身不能决定罪名。关键是其与赌场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犯罪关系,以及所实施的究竟是赌场经营结算、一般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还是犯罪所得转移、隐匿行为。
(一)实务痛点:资金流转规模巨大,但当事人并不直接组织赌博
网络赌博平台可能使用游戏币、虚拟币或者其他数字化筹码完成充值、提现和收益结算。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人员专门从事兑换业务,收取差价或者手续费。
这类人员通常被称为银商、币商。
但“银商”只是业务角色称谓,并不是我国刑法中的独立罪名。
因此,不能简单得出:
“代理构成开设赌场罪,银商只构成帮信罪。”
尤其在银商与赌场长期固定合作、直接承担充值提现及资金结算职能时,其行为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
(二)争点一:如何区分一般兑换业务和赌场支付结算?
首先需要审查资金服务是否专门服务于赌博平台。
重点包括:
是否存在与平台的长期、固定合作?
是否使用专门账户接收赌客充值?
是否负责赌客的充值与提现安排?
是否根据平台后台数据结算筹码?
报酬是否来自赌场平台的结算服务或者收益分成?
是否参与赌博资金异常处理及平台经营决策?
其中,“收取差价而不是参与抽头分红”可能说明其获利方式不同,但不足以单独排除开设赌场罪共犯。
《网络赌博意见》第二部分规定,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符合收取服务费1万元以上或者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等条件的,可以依法按照开设赌场罪共同犯罪评价。
2020年《跨境赌博意见》第三部分亦对明知而提供资金结算帮助作出了规定。
因此,支付结算是否深度嵌入赌博平台经营,是比“自称银商还是代理”更重要的判断问题。
类案参照:宋某某等11人开设赌场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公布的典型案例中,宋某某等人通过相关网络工作室,为赌博平台提供赌资收取和结算等服务。
相关人员与赌场经营者事前存在合谋,并在赌博资金流转中承担实质作用。
法院依法认定相关开设赌场犯罪责任。
该案说明,即使没有直接制定赌博规则,长期与赌场合谋承担资金结算的人员,也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共犯。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依法惩治开设赌场犯罪典型案例。
(三)争点二:银商能否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存在可能,但不能自动变更。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适用该罪,需要审查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是否提供法律规定的帮助,以及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程度。
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与赌场经营者具有共同犯罪故意,且相关行为符合开设赌场罪共同犯罪规定,不能单纯为了降低刑期而当然改定帮信罪。
根据2020年《跨境赌博意见》第四部分,对于同一行为同时符合赌博犯罪共犯及其他相关犯罪构成的,依法适用相应竞合处理规则。
2025年两高一部法发〔2025〕12号意见也强调,需要准确区分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和关联犯罪的共同犯罪。
因此,罪名辩护的核心不是选择刑期较低的罪名,而是确认主客观事实究竟符合哪个犯罪构成。
(四)争点三:如何审查银商的资金流转金额?
银商案件常见的问题,是将银行账户全部转入、转出流水直接累计为涉案赌资。
但“资金经过账户”与“资金最终用于赌博投注”不属于同一个事实。
例如,某笔款项可能先由赌客支付给兑换人员,再经中间账户划转至平台。
如果对多个中间账户的同一笔转移金额简单累计,就可能使资金流转统计发生重复。
但是,也不能把同一笔本金被反复真实投注的情况,不加区分地作为重复账务直接扣除。
因为资金在不同轮次实际用于下注,可能构成多次真实投注。
所以,辩护需要分别确认:
真实投注金额。
用于充值、提现和筹码兑换的资金。
账户之间的内部调拨。
虚拟币购买、出售与兑换金额。
兑换人员实际获取的差价或者手续费。
其核心是区分赌资、支付结算金额、账户总流水和个人违法所得,不得直接将四者相互替代。
四、跑分及支付结算人员:为什么同样是转账,有人构成开设赌场罪,有人构成帮信罪或掩隐罪?
结论:决定罪名的不只是转账行为,而是行为人主观认识、协作关系、资金性质以及帮助行为发生的阶段。
(一)实务痛点:账户流水巨大,办案中容易以客观资金异常直接推断犯罪故意
网络赌博及关联诈骗案件中,部分人员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或者其他结算工具,帮助上游人员接收、转移资金。
有的人仅提供账户。
有的人实际操作转账、提现或者兑换。
也有人负责组织多人进行支付结算。
这些行为不能不加区分地认定为同一种犯罪。
(二)第一种情形:参与赌场经营性结算,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共犯
如果行为人与赌博平台长期合作,明知赌博业务并按照平台安排承担持续的赌资收付、结算等工作,可能涉及开设赌场罪共同犯罪。
具体应结合事前通谋、稳定合作、资金结算职能和赌博经营关系判断。
但即使参与支付结算,也仍需审查其是否对赌场经营活动具有共同犯罪故意。
(三)第二种情形: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而提供帮助,可能构成帮信罪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以及2025年法发〔2025〕12号意见,规定并细化了帮信罪的认定要求。
行为人不仅需要客观上提供帮助,还需符合主观明知及情节严重等条件。
因此,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相关资金涉及信息网络犯罪,既不能当然认定开设赌场罪,也不能因为不符合开设赌场罪就直接认定帮信罪。
帮信罪同样要求证明相应犯罪构成,不能作为所有资金帮助行为的兜底罪名。
(四)第三种情形:帮助转移已经形成的犯罪所得,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2025年8月26日起施行的法释〔2025〕13号司法解释,对通过提供资金账户、转账、支付结算、财产转换等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认定,作出了新的具体规定。
因此,如果行为人明知相关资金属于犯罪所得或者其收益,仍实施掩饰、转移等行为,应当依法审查是否符合该罪构成要件。
但需要注意:
资金来自网络赌博平台,并不意味着全部账户资金都已经属于特定犯罪所得;支付行为发生在赌场经营过程之中,也不意味着必然属于事后掩饰、隐瞒。
具体应审查资金来源、行为阶段、交易目的及上游犯罪事实。
类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罗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7月22日公布的跨境赌博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中,罗某明知他人实施跨境赌博犯罪,仍利用公司经营、资产购买及资金转移等方式协助处理犯罪所得。
法院依法认定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这一案例表明,资金帮助行为是否构成开设赌场罪共犯,不能仅依据其服务对象是赌博平台判断,还需要明确其是否在掩饰、转移已经形成的犯罪所得。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跨境赌博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五)第四种情形:平台同时实施赌博和诈骗,如何审查行为人所涉罪名?
部分网站表面提供赌博游戏,实际通过人为操纵输赢、限制提现等方式非法骗取参与者财物。
2020年《跨境赌博意见》第四部分明确,对于网上开设赌场而人为控制赌局输赢或者无法实现提现、构成犯罪的,依照诈骗犯罪相关规定定罪处罚。
这说明,即使平台外观上属于赌博网站,也不意味着其全部行为只能评价为开设赌场罪。
但对相关支付结算人员,仍然需要具体证明其是否知道诈骗机制,是否参与相关诈骗犯罪,以及与平台其他人员存在何种联系。
不能因为一个平台同时涉嫌开设赌场和诈骗,就直接让所有提供资金服务的人员对全平台诈骗数额承担共同犯罪责任。
五、两起承办案件的实务观察:罪名与身份识别为什么可能改变处理方向?
案例一:涉案资金4000余万元,代理身份争议与缓刑辩护
据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及尤丰阳律师提供的案件资料,一起涉及4000余万元资金的网络赌博案件中,当事人最初被指控为网赌网站代理人员,并在案件前期处于逮捕羁押状态。
辩护团队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后,认为当事人的实际行为与典型招赌代理存在区别,更需要审查其是否主要承担游戏币兑换、资金结算等银商职能。
辩护重点由此转向:
是否实际招揽赌客。
是否接受投注或者管理下级代理。
是否控制赌博规则和会员关系。
资金收付是否属于赌场经营性结算。
当事人的报酬来源、具体作用及个人责任范围。
据承办团队介绍,经提出相关法律意见并参与审判阶段辩护,当事人最终获得缓刑判决。
这里必须明确:最终判处缓刑,不等于法院必然将其认定为银商,也不能仅凭结果证明法院完全采纳了全部身份辩护意见。具体裁判理由仍以判决书为准。
本案的实务启示,是不能因为涉案资金巨大,就放弃对具体行为身份与作用的审查。
案例二:涉赌及关联诈骗资金规模较大,支付结算人员的罪名争议
据承办团队提供的另一案件资料,案件同时涉及网络赌场和相关诈骗活动,整体资金规模较大。
当事人原先涉及较重的相关犯罪指控。
尤丰阳律师及辩护团队围绕当事人的实际资金帮助行为、主观明知内容、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系及个人参与范围提出辩护意见。
据团队介绍,最终当事人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
这里需要区分三个事实:
平台整体涉嫌的犯罪金额,不等于该当事人的个人犯罪数额。
最终以帮信罪定罪,不代表全部上游犯罪事实被否定。
刑期届满或者因先前羁押期限折抵刑期而获释,也不等于法院判处缓刑。
因此,正式介绍本案时,应以判决书核实原指控、最终罪名、具体刑期与释放时间,避免将不同诉讼结果混同。
六、网络开设赌场案件中的数额辩护:到底应当审查什么?
结论:数额辩护不是机械扣减全部重复流水,而是先统一法律口径,再建立账户、投注、充值、提现和违法所得之间的证据对应关系。
对网络赌博案件而言,以下四项数据必须区分。
数据类型
主要含义
常见争议
赌资
依法认定用于赌博投注或相关赌博活动的财物
是否存在真实投注,是否属于当事人责任范围
支付结算金额
为赌博或其他信息网络犯罪提供结算服务涉及的资金
是否将多层账户转移重复统计
银行账户总流水
特定期间账户全部转入、转出记录
是否包含合法收入、内部调拨及非涉案交易
违法所得
行为人通过违法犯罪实际取得的利益
返佣、差价、手续费和其他款项如何区分
《网络赌博意见》第三部分,以及《跨境赌博意见》第五部分,对网络赌资认定作出了规定。
例如,通过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作为筹码投注的,应根据相应规则确认赌资金额。
对于主要用于收取、流转赌资的账户内资金,相关规范还规定了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时的处理规则。
因此,辩护人不能仅因一笔资金经过多个账户,就当然认定重复计算;也不能无视相关账户用途和合法来源证据,将全部流入流出金额相加认定为赌资。
第一项:区分真实投注与内部资金流转
真实投注应结合投注记录和其他证据认定。
如果只是同一笔资金在不同结算账户之间流转,需要审查是否被重复计入同一口径的统计金额。
但如果同一笔资金被反复实际用于不同轮次投注,也不能仅因为本金来源相同,就当然排除后续投注金额。
第二项:区分玩家充值与银商兑换
玩家充值、游戏币兑换和提现安排可能产生多种记录。
需要结合实际业务性质确定相应金额应适用何种法律评价。
不能把所有兑换资金当然认定为个人组织赌博金额。
第三项:核实代理返佣及个人获利
对于代理人员,需要审查佣金是否来源于其实际发展会员、接受投注或提供推广服务。
如果涉及本人账户之间转移、测试账户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应当依据原始数据具体核实。
但“反水”“洗码费”等款项具有不同的业务和法律含义,不能一概视为可以从赌资或违法所得中直接扣除。
第四项:审查参与期间和责任范围
当事人何时开始参与相关行为,何时退出,实际参与哪些盘口、站点和代理层级,都可能影响个人共同犯罪责任的认定。
对参与范围存在争议的,应当结合账户权限、后台日志、聊天记录及其他客观资料综合分析。
准确的金额辩护,不是把平台流水做小,而是使每一项统计金额都有明确的事实基础、法律性质及个人归责依据。
七、电子数据如何审查:为什么一张后台截图不够证明全部犯罪事实?
网络开设赌场案件往往高度依赖电子数据。
但电子数据的证明力,仍然受到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求的约束。
对于后台截图、登录日志、代理报表和资金结算记录,需要审查数据来源、提取过程、完整程度,以及能否与实际人员操作建立联系。
例如,后台存在一个管理员账号,并不能直接证明某名被告人控制该账号下全部权限。
存在一张显示巨大赌资金额的统计表,也不意味着相应金额已经全部与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建立联系。
根据《网络赌博意见》第五部分及《跨境赌博意见》第七部分,相关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应依法进行。
实务中应重点审查四组证据
身份对应: 登录账号是否能够与具体人员建立可靠联系。
权限对应: 账号能够执行哪些后台操作,是否实际使用相关功能。
资金对应: 后台数据能否与银行流水、虚拟币记录及实际投注相互核实。
责任对应: 相关数据是否属于行为人参与的期间和共同犯罪范围。
在资金量较大、业务链条复杂的案件中,必要时还可依法申请调取相关电子数据、要求补充说明统计方法,或者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有关技术问题的审查。
这类工作对于判断罪名、金额及个人地位作用,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八、被告人已经被逮捕,是否就没有缓刑或者较轻量刑的空间?
结论:逮捕与最终刑罚属于不同的法律判断,逮捕不意味着法院必然判处实刑。
审查逮捕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条件、可能判处刑罚和社会危险性等规定。
法院最终是否判处缓刑,则需结合具体犯罪事实、宣告刑及《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条件判断。
因此,案件前期已经逮捕,并不能直接推断最后一定适用实刑。
但是,网络赌博特别是跨境赌博犯罪的量刑应当依法从严与宽严相济相结合。
对于主犯、赌资数额较大及其他严重情形,缓刑的适用受到相应限制。
如果通过证据审查,能够依法认定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存在其他从宽情节,则应当依法提出相应量刑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郑某、龚某开设赌场案,也证明同一网络赌场案件中,主从犯地位和具体量刑情节可以产生不同处理结果。
缓刑辩护不能以“当事人家庭需要照顾”替代犯罪事实审查,而应首先解决适用什么法定刑档次、个人承担什么责任、是否具有法定或酌定从宽情节。
九、结语:网络开设赌场案件的辩护,应当遵循什么审查顺序?
网络赌博案件的复杂性,根源于平台经营、代理推广、资金兑换和支付结算等行为在技术上相互连接,但在刑法上并不当然属于同一责任层次。
因此,有效辩护应当依次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当事人究竟实施了什么行为?
是建立平台、接受投注、发展会员,还是提供资金兑换或支付结算?
第二,这些行为符合哪一种犯罪构成?
应当评价为开设赌场罪及其共同犯罪,还是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或者其他犯罪?
第三,当事人是否对整体犯罪具有共同犯罪故意?
其具体参与范围、实际作用与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第四,相关金额的法律口径是否正确?
是赌资、账户流水、支付结算金额,还是违法所得?是否具备对应证据?
第五,如何依法确定刑罚?
是否构成主犯、从犯,是否存在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及其他从宽情节,是否符合缓刑条件?
对于平台控制人,重点审查实质控制权与共同犯罪责任。
对于代理和推广者,重点审查接受投注、会员发展、主观明知及实际作用。
对于银商、币商,重点审查资金服务与赌场经营的关系。
对于跑分和结算人员,重点审查主观认识、犯罪所得性质及不同罪名之间的界限。
网络开设赌场案件的刑事辩护,不应把所有资金流转都理解为组织赌博,也不能将同一平台中的所有参与者作同质化的刑事评价。唯有从行为功能、主观故意、犯罪构成、个人归责和证据标准逐层审查,才能实现定罪与量刑的准确对应。
本文系网络赌博刑事法律实务分析,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所涉承办案件根据办案团队提供的材料整理,具体事实、裁判理由及处理结果以原始司法文书为准。
主要法律依据及可核验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至第27条、第72条、第287条之二、第303条、第312条。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0〕40号。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20〕14号。
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发〔2025〕12号。
两高《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46号,陈庆豪、陈淑娟、赵延海开设赌场案。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依法惩治赌博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郑某、龚某开设赌场案、王志某开设赌场案等。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跨境赌博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罗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依法惩治开设赌场犯罪典型案例,宋某某等11人开设赌场案等。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0月20日|最后更新 202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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