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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数十亿元的开设赌场案为何最终获得缓刑?

作者:尤丰阳 律师|发布 2026-10-23|更新 2026-10-23|约 5819 字

摘要账户出借、代为下注和筹码兑换是否构成开设赌场罪?数十亿元洗码记录能否直接认定为个人赌资?尤丰阳律师结合承办案件及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从行为性质、主观故意、客观行为、赌资与获利、电子数据证据链五个维度解析跨境赌博犯罪辩护。

导读:数十亿元洗码记录,能否直接证明当事人实施了数十亿元的开设赌场犯罪?
结论:不能不经审查直接等同。跨境赌博案件的刑事归责,应当先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符合开设赌场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再审查其共同犯罪责任范围,最终依法核实赌资、洗码量、个人违法所得及量刑情节。
在澳门赌场相关案件中,一名自然人可能同时具有参赌者、账户持有人、代为下注人、筹码兑换协助人等多重身份。
这些行为之间虽然存在业务联系,却不必然具有相同的刑法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2020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明确规定,符合相应条件的境外赌场账户、洗码、组织招赌和资金担保行为,可以依法按照开设赌场罪处理。
因此,辩护不能简单强调“当事人没有经营赌场”,而应当审查其行为是否实质参与境外赌场针对我国公民的组织赌博活动。
据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提供的资料,尤丰阳律师参与办理的一起相关案件中,当事人张某(化名)被指控涉嫌开设赌场罪,初期所涉数据金额达到数十亿元。
张某此前未被批准逮捕,处于取保候审状态。但在移送审查起诉后,相关量刑意见出现重大变化,检察机关一度明确表示拟建议五年以上实刑。
尤丰阳律师介入时,案件已接近移送审判阶段。
辩护团队围绕行为性质、主观故意、客观行为、赌资及获利、证据体系五个方面展开审查,并多次核对相关数据。
据承办团队介绍,在约15天的集中工作期间,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由拟建议实刑转向建议适用缓刑;案件其后经过法院审理,最终获得缓刑处理。
但具体宣告刑、缓刑考验期限及罚金数额尚待原始判决书核验。
一、争点一:个人参赌、账户出借及代为下注,是否当然构成开设赌场罪?
结论:不能当然认定,但也不能仅因行为人本人参赌,就排除其同时实施开设赌场行为的可能。
1. 规范依据:个人赌博与组织赌博必须分别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分别规定了赌博罪、开设赌场罪以及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国(境)外赌博的相关犯罪。
2010年《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赌博网站及代理接受投注作出了规定。
2020年《关于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部分则对组织、招揽公民赴境外赌博,以及在境外赌场开设账户、洗码、提供资金担保等行为明确了处理规则。
因此,在澳门持有赌博账户,不一定意味着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开设赌场犯罪。
但如果行为人利用账户向其他参赌人员提供赌场授信、资金担保,长期组织招赌或者通过洗码业务获取利益,就不能仅凭其也是参赌者而排除犯罪。
2. 实务痛点:账户功能与真实行为是否已经得到证明?
本案的核心事实之一,是张某曾向其他人员提供账户使用便利,并涉及代为下注、筹码转换及相关资金联络。
这些行为从外观上可能与澳门赌场叠码业务相似。
但外观相似并不能代替具体犯罪构成的证明。
辩护需要查明:
账户是由张某自行用于参赌,还是专门向赌场及其他参赌人员提供结算服务?
其他人员使用账户的原因是什么?
张某是否主动招揽参赌人员?
是否曾为其他人提供赌资担保或者授信?
是否从赌场获得洗码佣金、返点、工资或者其他经济利益?
是否存在持续性的组织、管理和结算行为?
这些事实能够影响行为的刑法评价。
3. 类案比较:胡某鑫没收违法所得案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跨境赌博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中,胡某鑫等人曾在澳门赌场开设账户,从事洗码业务,多次组织内地人员赴澳门赌场赌博,并通过赌场返点取得利益。
人民法院认定相关开设赌场行为,并依法处理有关违法所得。
该案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只要开过澳门赌场账户就构成开设赌场罪”。
其关键在于账户、洗码、组织招赌、资金帮助和收益取得形成了具有经营性质的行为体系。
4. 本案辩护结论
张某是否属于普通参赌人员,不能只看其是否遵守赌场规则,也不能仅凭其账户下存在较大洗码量认定为赌场代理。
应当将账户使用、招揽行为、资金担保及获利机制分别证明。
如果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某承担了相应组织赌博或者共同犯罪职能,就应对开设赌场罪的行为定性提出实质异议。

二、争点二:没有赌场分红、工资和佣金,能否否定开设赌场的主观故意?
结论:缺乏获利约定和收益证据,有助于审查其是否具有经营性参与目的,但不是自动排除犯罪的充分条件。
1. 法律上的主观故意如何证明?
跨境赌博案件不能只凭行为人的口头解释确定主观状态。
应将具体行为、合作关系和利益安排综合评价。
例如,是否存在与赌场中介人员的固定合作?
是否约定洗码佣金、返点或者其他利益?
是否承担专门招揽人员和提供资金担保的任务?
是否明知有关账户被用于持续组织他人赌博?
这些事实均可能影响对主观故意的判断。
2. 本案的有利事实需要怎样核查?
据承办资料,张某主张其赴澳门主要出于个人赌博目的,没有参与赌场规则制定,也没有取得赌场工资或者利润分成。
其账户出借行为更多发生于熟人之间。
对此,律师应当审查是否有赌场佣金结算资料、代理协议、聊天记录、银行流水或者其他第三方证据。
如果检察机关认为其属于洗码型赌场代理,应具体说明其经济利益从何产生、与赌场如何联络,以及其行为为何超出个人参赌或偶发性协助范畴。
但即使没有直接佣金,也仍需审查有无其他经济利益或者经营性组织行为。
3. 自首是否能够作为从宽依据?
《刑法》第67条规定了自首。
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等条件应结合具体到案经过和供述内容判断。
本案据承办资料存在主动配合调查的情形,但早期又曾就犯罪定性提出异议。
因此,是否依法构成自首,不能仅因当事人主动到案或者没有被逮捕而直接确定。
需要依法核实到案材料、供述和司法机关最终认定。
4. 本项辩护结论
主观故意的辩护,应从赌场利益关系、行为持续性和实际协作方式入手。
如果不存在能够证明经营性参与及相关共同犯罪联系的充分证据,可以对行为定性提出异议。
但不能将未收到工资、没有分红或者没有人报案,单独作为不构成犯罪的决定性理由。

三、争点三:没有赌场经营管理权,为什么还需要审查七项客观行为?
结论:没有制定赔率、管理赌场的权限,是判断行为地位作用的重要事实,但对于账户洗码及资金担保类犯罪,还必须审查是否存在其他法定实行行为或者共同犯罪帮助行为。
1. 第一项:是否提供赌场或者组织经营资源?
核查张某是否参与赌厅承包、赌场资金安排、账户授信及其他组织经营事项。
2. 第二项:是否制定或者控制赌博规则?
审查是否具有赔率、抽水、赌场返佣和相关经营决策权限。
但没有规则制定权,不意味着其他组织赌博行为当然不成立。
3. 第三项:是否组织、招揽参赌人员?
应审查是否主动邀请不特定或者较大范围人员参赌,以及是否具有持续招赌行为。
仅有熟人联络,不当然排除犯罪;但是否存在经营性招赌仍须具体证明。
4. 第四项:是否管理参赌资金或者提供担保?
这对于洗码型跨境赌场案件尤其重要。
如果账户被用于为其他人提供赌博授信或者资金担保,可能涉及2020年《跨境赌博意见》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
因此,不能只从是否实际收取现金投注判断。
5. 第五项:相关行为是否具有持续性?
应审查账户使用次数、交易期间、参与频率,以及是否存在长期业务合作。
但偶发行为也不一定当然免责,仍应依据相关构成要件判断。
6. 第六项:联络对象及服务范围如何?
需要区分普通熟人之间的临时协助,与有组织、有偿、持续发展赌客的经营性活动。
相关人员之间是否存在稳定合作、分工及利益安排,具有重要证明意义。
7. 第七项:是否存在组织和管理结构?
如果当事人没有下级代理、固定工作人员及其他组织管理安排,有助于分析其是否属于赌场经营人员。
但《跨境赌博意见》并未要求所有开设赌场行为必须具有完整的公司化组织架构。
因此,缺乏组织架构也不能直接决定无罪。
本项辩护结论
以上七项并不是七个必须全部具备的犯罪成立条件。
它们属于针对客观行为和个人责任的事实审查工具。
本案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张某的账户、筹码和人员协助行为,是否具有独立参赌性质,还是已经实质服务于赌场的组织赌博活动。

四、争点四:数十亿元的洗码及投注数据,为什么需要重新核查?
结论:洗码量、实际投注金额、用于换取筹码的资金和个人违法所得,既不能简单等同,也不能脱离法律规定任意扣减。
1. 本案为什么首先要审查赌场短信?
据承办团队提供的资料,检察机关初期对数十亿元金额的认定,主要依赖澳门赌场相关短信记录。
在金额极大、账户使用人员复杂的情况下,仅凭汇总信息难以当然证明各笔交易均属于张某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赌资。
辩护应查明短信发送主体、生成机制、对应账户、交易时间、实际投注和账户使用人。
还应核查短信与后台原始记录、参赌人身份、资金流水以及其他证据是否一致。
2. 为什么账户姓名与真实人员必须逐一对应?
本案据承办资料存在重复姓名、非规范姓名或者无法确认身份的账户记录。
但姓名异常并不自动说明交易虚假。
可能存在别名、账户显示名称、重复登记或者其他管理原因。
应当进一步核对实际使用人、出入境资料、账户操作记录、筹码结算与资金记录。
若不能将有关交易可靠归属于张某或其共同犯罪范围,就不应仅根据账户汇总数字直接扩大个人责任。
3. 洗码量为什么不能直接等于个人投入本金?
2020年《跨境赌博意见》关于赌资认定的规定,将赌博中用作赌注、换取筹码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纳入赌资评价。
在具体案件中,某个账户的累计转码量、实际多轮投注与初始投入本金可能明显不同。
但必须特别注意:
多轮真实投注本身可能具有独立的赌资评价意义,不能因本金来源相同便一律扣除。
正确方法是先弄清赌场数据字段代表什么,再依法确定具体统计对象。
4. 六项数额审查应当如何展开?
第一,审查洗码量和真实投注。 区分累计转码、实际下注、筹码兑换和单纯账户内部变动,避免误读统计口径。
第二,审查混合资金。 确认哪些属于依法认定的赌资,哪些具有可证明的其他性质,不机械排除也不机械计入。
第三,审查个人参赌金额。 对用于个人参赌的部分,需先证明其是否同时属于组织赌博经营活动及相应共同犯罪责任范围,不能简单全部归入或全部扣除。
第四,审查身份与数据矛盾。 将账户姓名、交易记录、时间和相关人员陈述逐项核对。
第五,审查违法所得。 赌场佣金、返点、工资、其他利益与尚未变现的筹码权益,应根据其实际性质分别认定。
第六,审查统计方法。 对复杂数据要求说明来源、字段、去重方式、金额换算及审计或者专业核查情况。
5. 据承办资料,案件金额经过怎样的调整?
核查阶段 据团队提供的金额变化 主要审查内容
初期指控 数十亿元 以赌场短信和相关汇总资料为主要依据
第一轮核查 约7亿元 账户使用人与原始数据对应关系
后续核查 约5亿元 交易真实性、统计范围及金额口径
再次核查 约2亿元 个人参与范围、账户记录及相关资金核对
法院审理阶段 据资料进一步调整 涉案外币折算方法与具体金额计算上述金额变化属于承办团队提供的案件进程,最终法院认定数额及各次调整的具体理由仍应以正式法律文书核验。
另外,原始金额没有给出精确数字,因此不宜自行宣称“下降80%”或者“减少数十亿元的具体百分比”。
6. 汇率争议为什么需要单独处理?
据承办资料,法院审理阶段又发现相关外币金额的汇率折算问题。
辩护团队提交了逐笔交易时间及汇率的对照材料,法院据资料对相关金额计算作出进一步调整。
但在法律表达上,不能笼统认为刑事案件一律必须使用每笔交易发生时的实时汇率。
应当首先确定涉案犯罪、财物性质及适用的折算规则,再审查所采用的币种、汇率基准日和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在这一前提下,逐笔交易日期与汇率表才具有可靠的法律论证价值。

五、争点五:澳门赌场短信及其他电子数据能否形成完整证据链?
结论:短信可以成为刑事证据,但仅证明存在某些交易通知,不一定足以同时证明账户实际使用人、组织赌博行为、真实赌资金额及个人犯罪责任。
2016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手机短信、电子交易记录、登录日志等属于电子数据。
该规定第二条要求围绕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判断。
因此,电子证据审查应当区分三个层次。
第一,电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
需要核查数据来源、提取程序、存储介质、完整性和有无修改。
第二,电子数据究竟能够证明什么?
赌场短信可能能够证明账户收到某项信息,但该信息是否与真实投注对应,仍应结合数据内容及其他证据判断。
第三,相关事实能否依法归责于当事人?
即使交易本身真实,也不能未经身份和行为审查,就将某个账户下的所有交易归责于张某。
本案据承办资料,辩护团队通过账户名称核查、资金数据比对及统计方法复核,对初期金额提出异议。
但不能仅因某一证据缺乏独立证人证言,就直接认定其没有证据能力。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综合全案证据认定犯罪事实,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因此,本案应分别审查:
账户使用事实是否成立。
组织赌博行为是否成立。
涉案赌资是否达到法定要求。
相关责任是否能够归属于张某。
这四个判断不能用一个汇总金额全部替代。

六、量刑争议:为何取保候审后,仍然出现五年以上实刑风险?
结论:取保候审属于刑事强制措施,不能替代对犯罪事实、法定刑档次及最终刑罚的判断。
《刑法》第303条第二款规定,开设赌场罪一般情形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第72条规定了缓刑适用条件。
因此,如果案件最终适用五年以上的法定刑,并且没有依法减轻处罚的情形,就不能简单期待判处缓刑。
本案的辩护价值,也不应仅概括为“金额降低所以可以判缓刑”。
如果法院最终适用缓刑,仍需要结合最终罪名、认定事实、量刑档次、宣告刑、自首或其他从宽情节以及法定缓刑条件综合解释。
类案参照:唐某芬等11人开设赌场案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公布的跨境赌博典型案例中,唐某芬等人在境外开展网络赌博代理活动。
法院结合自首、立功、退赃及认罪认罚等情节,对11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三年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均适用缓刑。
这说明,跨境赌博犯罪并不绝对排除缓刑适用。
但该案不能被理解为:只要赌资金额有所下调,就必然能够获得缓刑。

七、案件结果与实务启示
据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承办团队介绍,尤丰阳律师在案件临近移送法院、辩护准备时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介入。
团队对赌场短信、账户记录、资金数据、个人参与行为及汇率折算展开集中审查,并先后提出行为定性、数额及量刑意见。
承办资料记载,金额经过多轮调整,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由拟建议五年以上实刑,转为建议适用缓刑;法院阶段又围绕外币折算问题对相关金额进行审查。
据承办团队介绍,案件最终获得缓刑处理。
但这些处理结果与具体量刑理由,应当以生效判决书、量刑建议书及其他正式法律文书为准。
该案最重要的办案方法,可以归纳为五个层次:
行为性质审查,区分个人参赌和组织赌博。
主观故意审查,确认赌场利益关系及实际协作。
客观行为审查,区分账户帮助、筹码兑换和经营性招赌。
赌资与获利审查,厘清账户数据、个人责任与统计方法。
证据体系审查,使电子数据与实际行为形成可靠对应。
跨境开设赌场罪的有效辩护,不能依赖孤立的账户名称或惊人的资金总量,更不能只凭当事人自称普通参赌者就否定犯罪。只有将行为构成、共同犯罪责任、赌资数额及刑事证明标准逐层审查,才能实现定罪与刑罚的准确对应。
主要规范与案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至第27条、第67条、第72条、第303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
3. 公通字〔2010〕40号《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4. 公通字〔2020〕14号《关于办理跨境赌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5. 法发〔2016〕22号《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6. 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跨境赌博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胡某鑫没收违法所得案、唐某芬等11人开设赌场案。
发布声明
本文依据承办团队提供的案件材料整理,相关当事人和交易人员已匿名化。案件指控金额的历次调整、量刑建议及最终缓刑结果,须以原始司法文书核验。文中辩护意见不当然等于司法机关的具体裁判理由,个案结果不构成对其他案件的保证。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0月23日|最后更新 202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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