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经营失败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成立的充分依据?
结论:不能。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不以合同最终未履行或者债权人实际遭受损失为充分条件,而应当证明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符合刑法规定的欺骗行为,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企业合同诈骗案件具有不同于普通个人诈骗案件的事实结构。
一方面,企业经营往往具有长期性与连续性,合同履行涉及采购、生产、融资、交付、结算及上下游回款等多个环节。
另一方面,企业内部具有管理层级和岗位分工,经营行为常由多人共同完成。合同相对方所遭受的损失,未必可以直接归责于企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或者全部参与员工。
如果仅以企业收取款项后未能完全履约这一结果,倒推其在签约时已经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可能发生以客观违约结果替代主观犯罪构成的归责偏差。
但反过来,企业具有营业执照、办公场所和正常经营记录,也不能成为排除合同诈骗罪的当然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将非法占有目的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欺骗取财行为共同作为本罪的核心判断内容。
因此,企业合同诈骗辩护应当遵循以下审查顺序:
先识别具体交易中的欺骗行为,再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成立;先查清履约能力和资金用途,再审查犯罪数额;先确定具体参与人员的行为和故意,再评价企业、负责人及员工各自的刑事责任。
湖北刻度律师事务所尤丰阳律师参与办理的多起企业经营类合同诈骗案件,涉及经营政策变化、员工擅自实施交易欺骗、合同相对方隐瞒货物问题等不同争议。
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不能只看合同最后有没有履行,而必须将长期、复杂的商业活动还原为具体证据事实。
一、争点一:企业和项目真实存在,能否直接排除合同诈骗罪?
结论:真实经营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当然免责条件,但能够为判断涉案合同的交易背景、履约意图和非法占有目的提供重要证据。
(一)规范前提:真实合同关系与利用合同实施诈骗并不矛盾
《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符合相应构成要件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该条列举了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使用虚假担保、以小额履行诱使继续交易、收受财物后逃匿以及其他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情形。
因此,不能简单认为:
只有虚构公司、伪造项目或者冒用身份,才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一家真实经营的企业,也可能在特定合同中虚构关键事实,利用真实经营主体实施诈骗。
同样,企业经营失败和合同违约也不当然满足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决定案件性质的,是涉案交易本身是否存在能够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物的欺骗行为,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实务痛点:如何证明涉案合同具有真实商业基础?
对于长期经营的企业,辩护人需要从企业总体经营事实进入,但不能停留在工商登记层面。
第一,审查经营主体是否真实持续运营。
可以核查工商档案、办公场所、员工工资、社保、纳税及经营设备等资料。
第二,审查涉案项目是否具有真实业务来源。
包括招投标、采购订单、生产计划、施工安排、技术服务合同及上下游交易记录。
第三,审查合同相对方所依赖的关键交易事实是否真实。
例如,项目是否已取得必要审批、企业是否确实拥有其所宣称的核心资源,是否虚构交付能力或者对资金用途作出重大虚假陈述。
第四,审查业务真实性与具体财物取得之间的关系。
企业整体真实,并不代表每份合同中的关键陈述都真实。
因此,应当把“企业真实”进一步细化为“涉案交易的核心事实真实”。
(三)类案比较:温某某案与陈某荣案
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第91号“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中,相关企业围绕真实建设项目签订合同并收取履约保证金,此后因工程款等问题发生争议。
检察机关在监督审查中强调,应结合项目真实性、实际履约行为、资金去向、违约原因等因素,准确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终依法监督撤案。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陈某荣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167-001)。
该案中,行为人冒用他人身份、虚构大量白酒采购需求,骗取货物后低价转售,法院依法认定合同诈骗罪。
两案反映的区别不是合同是否存在,而是行为人是否通过关键欺骗事实取得财物。
(四)辩护结论
企业主体真实、项目真实,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自动排除条件。
但如果证据能够进一步证明涉案交易具有真实业务基础,合同相对方对交易关键情况没有受到刑法意义上的欺骗,且企业持续采取实际履约措施,就有必要对非法占有目的及客观骗取行为提出具体异议。
第一项辩护的重点,是证明具体交易的真实结构,而不是单纯展示企业规模。
二、争点二:企业签约时账面没有足额现金,能否据此推断其没有履约能力?
结论:不能。企业履约能力具有动态性,应结合合同内容、履行期限、合法融资及实际资源配置综合评价;但经营资源存在也不当然等于具有现实履约能力。
(一)规范依据:履约能力不是一个静态余额
最高检2024年发表的《以刑民思维与体系解释精准认定合同诈骗行为》,明确提出履约能力与履约行为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因素。
认定履约能力,不应仅以合同签订当天银行账户上的余额为依据。
对于生产型企业,履约能力可能来自设备、人员、原材料供应、正常授信及合理可预期的订单回款。
对于工程型企业,则需要分析施工资质、组织能力、项目条件、分包协作及资金安排。
但“预计能够回款”和“已有充分依据预期能够回款”,并不是同一个事实。
(二)实务痛点:应当审查哪几个时间节点?
第一,签约时。
企业当时具备什么资源?其履约计划是否具体、合理,是否明知存在无法克服的履约障碍却对相对方作相反陈述?
第二,收取财物时。
企业的经营条件是否变化?行为人是否仍具有真实履约意图,或者已经形成非法占有目的,却继续以欺骗方式取得新的款项?
第三,实际履约期间。
企业是否采购、生产、施工、交付,是否主动筹措资源解决困难?
第四,履约受阻之后。
企业是否及时告知相对方、提出调整方案、继续履行部分义务,还是采取逃匿、隐匿资产等行为?
这四个节点不能相互替代。
尤其不能因为案发时资金不足,就倒推签约时已经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但也不能只因为签约时具备部分履约能力,就不再审查后续是否通过新的欺骗取得财物。
(三)政策变化与情势变更,是否可以直接免除履约责任?
不能。
《民法典》第533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基础条件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协商、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这与第151条规定的订立阶段显失公平,并不是同一法律制度。
而且,情势变更即使成立,也不等于经营者可以不经协商或者法定程序随意停止履约。
对刑事案件而言,相关政策变化、行业标准变化的意义,主要在于解释企业履约受阻的客观背景,以及判断是否存在预先设计的骗取财物行为。
(四)尤丰阳律师承办案例:上千万元合同交易纠纷
据承办团队提供的材料,一起涉及上千万元的合同诈骗指控案件中,企业原先从事具有实际经营基础的业务。
后续经营环境及相关标准发生变化,继续按原方案履行产生重大争议。
尤丰阳律师介入后,围绕经营合规背景、合同订立时条件、后续变化及企业的实际履约安排进行分析,并向办案机关提交相关材料。
据团队介绍,当事人约在刑事程序前期取得取保候审,随后案件经继续调查,最终撤案。
这一案例不能被简单概括为“标准变了,合同就可以不履行”。
其辩护价值在于:企业后续履约困难是否有客观成因,相关变化是否足以解释经营失败,以及是否存在签约、收款时的非法占有目的,都需要通过不同时间节点的证据予以判断。
具体取保候审、撤案时间及处理理由,以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三、争点三:合同款项确实用于采购、工资和项目建设,能否排除非法占有目的?
结论:资金进入真实履约活动,是具有重要证明价值的有利事实,但不能仅凭“用于企业经营”就当然排除合同诈骗罪。
(一)规范前提:资金用途须与欺骗取财行为进行关联评价
合同诈骗罪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
非法占有目的应结合签约背景、欺骗内容、履约能力、资金去向、实际履约、违约后表现等事实综合判断。
例如,企业收到预付款后购买涉案合同所需原材料、支付项目工人工资、安排生产或者已经交付部分产品,能够对真实履约意图提供支持。
但如果资金主要用于与合同无关的长期债务、个人消费或者其他用途,也需要进一步判断其实际意义。
不过,支付既有债务也不能一概认定为犯罪,必须结合相关债务与经营活动、签约时告知情况及实际履约计划判断。
(二)实务痛点:资金流向应当怎样建立证据链?
建议按照“收款—资金去向—实际采购—生产施工—交付验收”建立证据对应。
第一,确定每笔合同款项实际到账时间及账户。
第二,识别具体支出对象和用途。
第三,核实相关支出是否对应涉案合同的原料采购、人工、物流、设备或项目施工。
第四,核实采购和费用支出是否产生真实履约成果。
第五,审查企业是否通过财务调整、关联账户转移或者虚假票据掩盖相关款项的实际用途。
由此可见,资金用于经营与资金用于涉案合同履行,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辩护应当证明真实的履约资金闭环,而不是只证明账户中存在经营支出。
(三)类案参照: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第91号
温某某案强调,应结合收取合同款项后的资金使用、是否具有真实履约行为以及违约原因,综合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该案并没有确立“资金投入企业经营就一律无罪”的规则。
其指导意义在于要求办案机关完整评价合同履行全过程,而不能只凭最终未付款或者未履约结果认定犯罪。
(四)辩护结论
对于收款后确实进行采购、生产和部分交付的企业,应当将资金证据与履约成果对应,说明行为人取得财物时的交易目的。
如果相关款项虽进入企业账户,但没有与真实合同履行建立对应关系,或者存在取得财物前后的关键欺骗事实,则仍需依法审查刑事责任。
四、争点四:收到500万元合同款、已经交付400万元货物,诈骗数额是否当然只有100万元?
结论:不能机械相减。必须先证明哪部分财物系通过欺骗取得,再区分真实履行对价、既遂与未遂、后续返还以及被害人实际损失。
(一)实务痛点:四个金额概念经常被混同
在企业合同诈骗案件中,至少需要区分:
合同总价款。
行为人实际取得的财物。
依法认定的诈骗犯罪数额。
合同相对方最终实际遭受的损失。
这四个数字可能相同,也可能存在重大差异。
例如,某合同约定价款500万元,企业实际上交付价值400万元的货物。
首先需要查清,这400万元货物是真实且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还是形式上的虚假、低值或者不合格交付。
其次需要确定,500万元款项是否全部基于同一欺骗行为取得。
还需要判断相关欺骗是否发生在部分履行之前、期间或者之后。
不能仅凭简单的收支差额直接认定犯罪数额。
(二)规范依据:犯罪事实、损失与既未遂必须分别评价
《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和非法占有目的。
《刑法》第23条规定犯罪未遂。
《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定罪量刑事实均有证据证明,并排除合理怀疑。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2号“王新明合同诈骗案”,专门处理合同诈骗既遂部分与未遂部分并存时的量刑问题。
该案涉及已经骗得30万元和未遂70万元,法院分别评价既遂、未遂部分,再确定相应刑罚。
其指导意义是必须区分犯罪实际完成状态,而不是单纯按照合同约定金额确定刑罚。
但该案并未确立“实际交付货物价值必须从诈骗数额中机械扣除”的统一规则。
(三)辩护中应如何进行数额审查?
首先,将每一笔付款与对应合同义务建立联系。
其次,查明欺骗行为是否促使对方支付相应款项。
再次,审查货物是否实际交付,对方是否接受,交付价值是否具有客观依据。
然后,依法区分犯罪数额、履约对价、返还金额与被害人实际损失。
最后,对可能存在的既遂与未遂部分分别评价。
(四)辩护结论
如果大量真实履约事实能够证明当事人并不存在指控所称的整体欺骗安排,应当首先争论行为定性和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直接承认全部交易构成诈骗后再进行金额扣减。
只有在犯罪构成及相关金额范围得到查明的情况下,才能依法提出具体数额异议。
数额辩护的专业顺序,是先论证诈骗行为边界,再论证犯罪数额,而不是直接用“收款减交货”替代法律判断。
五、争点五:企业项目经理、司机实施骗取财物行为,负责人是否当然承担刑事责任?
结论:不当然承担。企业管理身份、法定代表人身份与具体诈骗犯罪故意,需要分别证明;单位犯罪、个人犯罪及共同犯罪的归责范围亦须区分。
(一)规范前提:企业刑事责任与管理人员个人责任不能混同
《刑法》第231条对本节相关单位犯罪规定了处罚规则,其中包括依法构成的合同诈骗单位犯罪。
但是否属于单位犯罪,需要结合是否体现单位意志、是否为了单位利益实施,以及相关法律条件判断。
即使某项行为发生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也不能只凭企业身份自动认定为单位犯罪。
同样,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也不能仅因下属利用公司资源实施违法犯罪,就当然承担共同犯罪责任。
《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第26条和第27条规定主从犯责任。
因此,对负责人个人归责,必须审查其是否授意、组织、指挥、参与或者与下属存在相关共同犯罪故意。
(二)实务痛点:两份不利笔录能否决定负责人是否有罪?
不能仅凭笔录数量判断。
应当审查相关供述形成过程是否合法,内容是否稳定,关键事实是否与合同、账务、业务指令和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
如果存在供述矛盾或者缺乏关键客观证据印证,应当依法提出证明力异议。
如果存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还应当依据相应程序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但未经法律程序认定,不能将律师成功提出证据质疑简单写成“删除两份不利笔录”。
(三)尤丰阳律师承办案例:近300万元项目交易纠纷
据承办团队资料,一起涉及近300万元合同诈骗指控的案件中,当事人系企业管理人员,相关争议行为主要发生于下属项目经理组织的业务过程中。
材料记载,部分人员涉嫌利用运输、交付数量及结算信息之间的差异取得财物。
核心争点在于:企业管理人员是否知悉并参与相关行为,以及有无证据证明相关行为得到其授意、组织或者认可。
尤丰阳律师围绕不利供述的证明力、业务指令及相关证据之间的联系提出辩护意见。
据承办资料,针对该企业管理人员的案件最终获得存疑不起诉处理。
其他直接参与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应以各自司法文书核验,不宜据此反向推断负责人当然没有任何管理责任。
本案的法律意义是:
不能以企业组织层级直接替代个人犯罪故意的证明,也不能因为下属人员犯罪,就将其行为当然归责于所有上级管理人员。
(四)辩护结论
对管理人员应重点审查知情范围、业务指令、实际受益、审批权限及与具体欺骗行为的联系。
对普通员工则应审查其是否明知并参与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仅执行通常合法岗位职责。
企业合同诈骗案件需要做到一人一事实、一人一证据、一人一责任。
六、争点六:合同相对方先隐瞒货物问题,是否足以排除己方后续欺骗行为的刑事责任?
结论:不能。对方存在先前欺诈或者重大违约,可以影响交易背景、损失成因及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评价,但不能当然正当化己方后来实施的刑事欺骗。
(一)规范前提:交易双方的过错需要分别评价
《民法典》第148条、第149条规定了欺诈情形下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规则,第151条规定了相关显失公平情形。
如果交易相对方在订立合同时故意隐瞒重要货物信息,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可能涉及民事欺诈、瑕疵履行及其他民事责任。
但是否上升为刑事合同诈骗,还必须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相应构成要件。
对方存在先前违法行为,并不意味着己方此后可以通过新的欺骗方式取得财物。
(二)实务痛点:交易背景对后续行为究竟有什么证明意义?
一项复杂交易可能先后发生:
货物质量或者价值信息被隐瞒。
企业作出错误商业判断。
履行过程中出现持续亏损。
双方无法就变更或解除合同达成一致。
其中一方随后采用不当方式转移损失。
这些事实需要按时间顺序分别评价。
如果一方后来确实通过欺骗促使对方处分财物,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先前受到不公平对待并不能直接排除犯罪成立。
但是,先前交易中的欺诈、信息不对称及持续亏损,可能有助于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后续行为目的、财物处分事实以及案件损失的形成原因。
(三)尤丰阳律师承办案例:200余万元交易争议
据承办团队提供的材料,一起涉及200余万元的合同诈骗指控中,交易相对方被指在签约时隐瞒了重要货物问题,导致涉案企业在继续履行过程中承受经营损失。
其后企业有关人员在试图减少损失过程中,采取了受到刑事指控的欺骗性交易措施。
尤丰阳律师参与辩护时,重点分析先前交易中的信息披露、货物真实情况、后续资金及财产处分过程,以及当事人的具体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据团队介绍,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经历补充侦查,最终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这项结果不应被解读为:
“因为交易对方先欺诈,所以己方后来欺骗就合法。”
更准确的理解是,交易双方复杂的履约和欺诈事实,必须分别查清;只有符合刑事起诉证明标准的具体犯罪行为,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辩护结论
交易相对方的过错应当进入案件的事实审查,却不能直接成为刑事免责理由。
这类案件的辩护重点,是把先前交易瑕疵、后续行为及具体财物取得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原清楚,防止将所有合同损失单向归责于其中一方。
七、程序辩护:取保候审、撤案与存疑不起诉,分别意味着什么?
结论:三者属于不同的程序决定,既不能混为无罪判决,也不能仅凭程序结果推断所有实体辩护意见均获采纳。
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之一,其适用依据主要见《刑事诉讼法》第67条。
撤案是侦查程序中依法作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是否撤案应结合具体法定理由。
存疑不起诉则体现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充分程度的判断。《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四款规定,两次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合同诈骗案件,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应当结合。
一方面,充分提交经营记录、履约材料及财务证据。
另一方面,依法审查侦查取证、言词证据真实性与合法性、补充侦查及起诉证明标准。
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第91号还说明,对于将民事合同纠纷错误作为合同诈骗立案的情形,可以依法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申请监督撤案。
程序辩护的目的,不是通过拖延获得有利结果,而是使案件事实和证据按照法定标准接受审查。
八、结语:企业合同诈骗辩护应形成怎样的论证闭环?
企业合同诈骗案件最容易发生的认识偏差,是将企业经营失败的最终结果直接解释为事先设计的犯罪目的。
但刑法并不处罚单纯的经营失败,也不因为企业具有真实经营背景就免除依法成立的诈骗责任。
因此,完整的辩护应当依次回答六个问题:
企业涉案交易具有何种真实经营基础?
签约、收款及履行期间,行为人具有什么履约能力和意愿?
资金具体流向哪里,是否形成对应的履约成果?
指控中的财物取得、犯罪数额和实际损失是否经过分别证明?
企业负责人、项目经理及员工各自具有何种犯罪故意与参与行为?
交易相对方的先前行为,对本案欺骗事实和损失形成具有何种法律意义?
唯有将这六项争点置于完整的时间线、资金流和合同履行事实之中,才能避免以合同未履行代替犯罪构成,以企业管理职位代替个人故意,以整体损失代替具体诈骗数额。
企业合同诈骗罪辩护的核心,是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化审查、对复杂合同履行事实的规范评价,以及对具体参与人员刑事责任的个别化归属。
主要法律依据与案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第25条至第27条、第224条、第231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56条、第67条、第175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8条、第149条、第151条、第533条。
- 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第91号:温某某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
- 最高法入库参考案例:陈某荣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167-001,裁判案号(2022)苏0902刑初137号。
- 最高法指导案例62号:王新明合同诈骗案。
案例声明
本文根据承办团队提供的相关案件资料整理,涉及企业、人员及交易信息已作必要匿名化处理。
文中涉及的取保候审、撤案、存疑不起诉等处理结果及相关辩护工作,以原始司法文书和办案记录为准。
公开指导案例及参考案例的结论,仅用于说明对应法律问题,不能直接替代本案的事实认定。
个案处理结果不构成对其他案件结果的保证。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0月21日|最后更新 202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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