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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渔场承包纠纷到五罪并诉:一宗涉黑案件的构成要件与罪数辩护实录

作者:尤丰阳 律师|发布 2026-11-12|更新 2026-11-12|约 4560 字

摘要一、核心结论:涉黑辩护的关键不是否认全部事实,而是证明每一层法律评价的成立条件 一起因湖泊承包经营权引发的系列纠纷,最终被检察机关指控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 案件中,渔场承包权的取得、组织成员的形成、经营收入的归属以及多次冲突行为相互交织。 尤丰阳律师担任陈某的辩护人。 辩护方围绕五项罪名提出不同意见,核心包括: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项特征是…

一、核心结论:涉黑辩护的关键不是否认全部事实,而是证明每一层法律评价的成立条件

一起因湖泊承包经营权引发的系列纠纷,最终被检察机关指控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

案件中,渔场承包权的取得、组织成员的形成、经营收入的归属以及多次冲突行为相互交织。

尤丰阳律师担任陈某的辩护人。

辩护方围绕五项罪名提出不同意见,核心包括: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项特征是否同时成立?

普通商业经营、朋友关系及雇佣关系,是否足以证明犯罪组织存在?

湖泊经营权和承包纠纷中,哪些财产具有真实权利根据?

敲诈勒索与强迫交易是否对同一事实作出重复刑事评价?

部分冲突是否属于具有具体起因的纠纷,而非寻衅滋事犯罪?

一审法院最终没有采纳这些主要定性意见。

法院认定陈某构成五项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一结果说明,本案并非无罪或者减轻刑罚的成功案例。

但从实务研究看,辩护方提出的组织四特征、罪数关系及财产来源争议,恰恰是涉黑案件最需要依法审查的复杂问题。

二、案件经过:为什么湖泊承包纠纷最终涉及五项罪名?

根据判决书,涉案人员围绕某湖泊的承包经营、相关水域开发以及酒吧、其他经营活动,长期存在利益和经营争议。

公诉机关指控,陈某于2014年至2018年间纠集多人,逐步形成具有组织、领导者和不同层级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有关违法犯罪活动涉及湖泊经营、娱乐场所等多个场景。

在湖泊承包问题上,2015年,有关水域通过公开招标由他人取得经营权。

陈某一方围绕部分水域的承包、转包及投入补偿提出权利主张。

其间出现滋扰生产、组织人员聚集、威胁有关经营者及争夺实际经营控制权等行为。

公诉机关还指控,通过相关行为取得830亩水域的免费承包权、1500亩水域的转包安排及70万元基建款项利益,后来又向另一经营人索取26万元。

此外,2015年5月13日,一名经营者将大湖到期后的优先承包权让与陈某,亦被纳入强迫交易罪指控。

除湖泊经营争议外,起诉还涉及其他殴打、威胁、打砸及故意伤害事实。

其中,酒吧内一名被害人被鉴定为轻伤二级。

由此,案件不再是单一民事承包合同纠纷,而是需要分别审查组织犯罪、侵财犯罪、市场秩序犯罪和人身犯罪的复杂案件。

三、实务痛点一:多人长期交往、一起经营生意,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问:涉案人员互相认识、经常共同活动,就能证明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吗?

答:不能。必须审查组织、经济、行为和危害性四项特征是否同时成立。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项特征:

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支持组织活动。

有组织地多次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辩护方提出了什么意见?

判决书记载,辩护方对组织者、领导者及成员身份划分提出异议。

具体指出: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明确的内部管理规则及职责分工。

缺乏能够明确组织成立时间的标志性事件。

2014年至2018年的所谓组织存续期间,与部分2007年、2008年发生的个别事件存在时间差异。

部分人员原本具有朋友、雇佣或者经营合作关系,不能直接由此证明其具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意愿。

这项辩护实际针对的是:个人违法犯罪经历能否被直接等同于稳定犯罪组织的形成过程。

法院怎样回应?

法院认为,陈某长期纠集相关人员,并通过经营业务、利益安排和具体违法犯罪活动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

部分人员接受陈某安排、参与不同场景的暴力或者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因此,法院认定存在较稳定的组织结构,未支持辩护方排除组织特征的意见。

学理与裁判启示

最高人民法院《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强调,组织稳定性不以存在正式名称、书面纪律或者成立仪式为必要条件。

但缺乏书面章程,也不意味着组织性可以不经证明。

辩护仍应重点审查人员关系是否稳定、成员是否接受组织管理、是否有共同违法犯罪目的,以及相关活动是否体现组织意志。

个人长期违法,与组织持续犯罪,不是同一个事实命题。

四、实务痛点二:合法经营收入能否作为涉黑组织的经济特征?

问:行为人开办企业、有经营收入,是否足以证明涉黑组织具有经济基础?

答:需要审查经营收益与犯罪组织活动之间的真实关系。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并不要求全部经济来源均由违法犯罪取得。

但必须证明相关经济实力对组织的形成、维系或发展发挥作用。

本案辩护方提出,陈某经营纯净水、烟花爆竹和酒吧等业务,部分属于正常商业经营。

据此主张,不应简单将这些经营活动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基础。

法院则认为,相关经营和违法犯罪活动相互交织,经济收益及组织人员的使用,能够支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相关认定。

辩护应如何进一步细化?

对于类似案件,应分别审查:

资金从哪一项经营活动取得。

是否确实属于个人或者公司的合法财产。

是否用于支付组织人员报酬、购买工具或维持相关违法活动。

有关利润是否经过合法经营成本核算。

是否存在将同一笔资金在多个项目中重复计算的情况。

财产属于个人、公司还是其他案外人。

本案一审判决将多项经营和相关活动所得合计认定为3187434元,并作出追缴处理。

这属于法院的明确裁判结论。

但对于类似案件,不能因此推导出所有正常经营收入均可以不加区分地没收或者追缴。

五、实务痛点三:渔场属于集体所有,能否成为争夺承包经营权的合法依据?

问:行为人认为自己有权参与渔场经营,能否否定敲诈勒索的非法占有目的?

答:应当先核查真实权利根据,再审查取得利益的具体手段。

本案中,辩护方围绕湖泊及渔场的权属提出意见。

其核心主张是有关水域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政府发包权限存在争议,陈某一方提出经营权要求具有一定背景。

这一意见直接关系相关索取利益行为是否属于无权索财。

但是,存在经营权争议,不等于可以采取威胁、滋扰或者妨碍他人生产的方式取得利益。

法院怎样评价?

法院认为,有关行政管理和公开招标具有相应依据,陈某并不是相关土地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

法院不支持辩护方关于政府无权发包的主张。

同时,法院认为,陈某一方通过滋扰、威胁等行为迫使他人接受有关财产和经营安排,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等犯罪的构成条件。

这一争议最值得学习什么?

涉经营权的敲诈勒索案件应当区分两层事实:

第一层是请求权基础,即行为人是否存在真实、合法、可以主张的财产权利。

第二层是取得财物的行为方式,即是否通过威胁、要挟促使对方交付不应交付的利益。

不能因为合同存在争议,就自动认定为敲诈勒索。

也不能因为双方原本存在合同或者经营合作关系,就自动排除刑事犯罪。

六、实务痛点四:同一湖泊经营纠纷,为什么既涉及敲诈勒索罪又涉及强迫交易罪?

问:围绕同一经营权争议发生的行为,是否可以分别认定两个罪名?

答:关键在于是否属于同一具体行为,以及是否分别满足不同犯罪构成条件。

本案辩护方明确提出,敲诈勒索罪与强迫交易罪涉及相同的湖泊经营争议,不应对同一事实重复评价。

这一主张指向刑法中的罪数与竞合问题。

如果同一具体行为同时符合不同犯罪构成要件,必须依法判断应择一重罪还是数罪并罚。

但是,不能仅因行为发生在同一个经营项目中,就认定所有行为属于一个刑法上的行为。

本案法院如何处理?

法院认为,陈某通过不同滋扰、威胁及经营控制行为,侵犯了不同法益。

对于迫使他人交付财产利益的行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评价。

对于强迫他人放弃经营优先权等行为,法院另以强迫交易罪评价。

因此,法院没有采纳应当只以强迫交易一罪处理的辩护意见。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

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五项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可以构成强迫交易罪。

数罪并罚还涉及刑法第六十九条的适用。

本案的方法论价值

辩护不能只说两个罪名发生于同一合同争议。

更重要的是按行为发生时间、行为对象、取得利益、强制手段及侵害法益建立对应表,确认每个罪名是否有独立的事实支撑。

七、实务痛点五:纠纷事出有因,为什么法院仍然认定寻衅滋事罪?

问:有私人纠纷、经营争议或者被害人过错,就一定不构成寻衅滋事吗?

答:不是。需要区分纠纷起因与后续行为的刑事性质。

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日常偶发矛盾以及邻里、债务等纠纷作出区别规定。

辩护方认为,本案部分冲突具有具体起因,部分行为与个人争议有关,不能直接认定为寻衅滋事。

同时,对部分较早发生的行为及个别人员是否参与相关事件提出异议。

法院承认部分事件存在争议起因,但认为相关人员采用持凶器殴打、以暴制暴等方式,其目的和实际效果已经超出正常纠纷处理范围,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因此,法院未支持相关辩护意见。

关键证据是什么?

应当核对冲突起因、先后行为、实施工具、伤情鉴定、在场人员和具体指挥关系。

尤其不能只因某人出现在现场,就直接认定其参与全部殴打和威胁行为。

八、实务痛点六:2015年被羁押后释放,能否直接理解为同一事实已经无罪?

本案中,陈某对2015年曾被刑事拘留、后获释放的情况提出说明。

这是值得注意的程序争议。

刑事拘留后释放,与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并非同一法律结果。

释放可能由强制措施变更、侦查处理或者其他程序原因产生。

是否存在先前生效判决,是否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以及本次追诉是否涉及同一具体犯罪事实,都需要审查相应法律文书。

本案判决书没有支持陈某据此排除本次有关犯罪指控的主张。

因此,不能将曾经被释放直接宣传为此前已获无罪判决。

九、司法参考:怎样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项特征?

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扫黑除恶典型案例中,曾介绍一起原以涉黑犯罪移送、检察机关最终依法调整为恶势力犯罪起诉的案件。

该案例强调,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综合审查四项特征,尤其注意是否已经形成区域或行业非法控制。

这一案例说明,区分一般犯罪集团、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依照法律而非案件规模或者社会评价作出判断。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指导案例186号《龚品文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总结了有组织持续实施软暴力行为的相关认定规则。

该案例与本案无关,且发表于本案一审之后,只能作为当前实务研究的对照资料,不能称为2019年庭审时已经引用的判例。

最高法指导案例188号《史广振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强调涉黑财产及案外人权属审查,也可作为现阶段研究涉案财产处置问题的补充参考。

十、一审判决结果

法院最终认定陈某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

各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十二年、二年、五年和六个月。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还对多项财产作出追缴及没收处理。

判决书载明,依法追缴财产金额共计3187434元。

辩护方关于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经营权相关敲诈勒索与强迫交易罪名不成立、部分寻衅滋事行为不成立等主要意见,未获得一审法院支持。

现有材料仅为一审判决书,不能直接推断后续二审结果。

十一、案件总结:涉黑辩护必须从整体组织评价深入到每一个构成要件

这起案件揭示了涉黑案件中几项容易混淆的法律问题。

长期共同活动,不等于当然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

存在合法经营,不等于可以直接排除涉黑组织的经济特征。

确有经营权争议,不等于可以通过威胁方式取得财产利益。

发生于同一项目的违法行为,也不一定只构成一项犯罪。

普通纠纷背景不当然排除寻衅滋事,但必须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达到刑事犯罪标准。

本案的专业价值是展示复杂刑事案件中构成要件争议的具体展开方式,而不是将重刑判决包装为成功无罪案例。

涉黑刑事辩护的首要工作,是把组织认定、个人犯罪事实、罪名竞合和财产处置拆分为可以独立审查的法律问题,再按照证据逐一论证。

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百九十四条。

2009年《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理解与适用。

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主要司法参考:

(2019)鄂1022刑初289号刑事判决。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扫黑除恶典型案例第三辑。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指导案例186号、188号(仅作判后实务研究参考)。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1月12日|最后更新 202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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