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结论:193.62万元是工作室交易规模,不等于每名员工的个人获利
2021年6月29日,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及批量修改QQ账号信息的网络犯罪案件。
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相关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及软件工具,批量登录、修改QQ账号关联信息并出售账号。
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相关QQ账号销售订单金额累计193.62万元。
在这起案件中,尤丰阳律师担任普通员工文某的辩护人。
文某并非相关工作室的组织者,不负责开发涉案软件,于2020年4月受雇参与部分具体业务。
判决书确认,文某实际领取工资1.2万元,并已退缴。
围绕文某的刑事责任,辩护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批量修改账号数据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还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第二,文某作为受雇员工,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第三,工作室193.62万元的销售订单金额、文某的个人工资以及其他量刑情节,应当如何分别评价?
一审法院最终认定文某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对于有关罪名应调整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辩护意见,法院没有采纳。
但是,法院明确认定文某属于从犯,并结合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和退缴相关违法所得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
本案的实际辩护成果不是改变罪名,而是在法院认定原指控罪名成立的情况下,争取对普通参与人的地位作用作出准确评价,并最终适用缓刑。
二、案件经过:从批量账号交易,到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指控
根据判决书,谢某自2019年10月起利用相关网络平台和软件处理、出售QQ账号。
相关程序能够绕过部分正常身份验证流程,对账号密码、关联手机号等信息进行未经授权的操作。
谢某于2020年4月雇佣刘某、文某,2020年5月又雇佣姚某,协助其完成有关业务。
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工作室QQ账号销售订单金额为193.62万元。
其中,2020年4月至6月的订单金额为102.07万元,2020年5月至6月的订单金额为78.77万元。
这些数据对应不同时间区间的业务规模,并不意味着所有金额均由文某个人直接经手,更不能直接理解为文某的违法所得。
根据法院查明,刘某和文某分别领取工资1.2万元,姚某领取工资0.38万元,三人均已退缴。
另有郭某因明知他人利用相关网络活动实施犯罪,仍向工作室出售大量物联卡,被单独指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2021年3月5日,检察机关对五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同年4月22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这起案件的核心法律争议,是刑法如何评价未经授权的账号信息修改行为,以及不同参与人应分别承担何种责任。
三、实务痛点一:修改QQ账号密码、换绑手机,为什么会涉及两种不同罪名?
问:行为人只是修改账号信息,是否必然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答:不能直接得出结论,必须审查修改行为的对象、实际作用和对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行为。
第二百八十六条则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等行为作出规定。
两种犯罪可能都涉及未经授权的技术操作,区别不只是行为人使用了什么工具,还包括是否实际造成相应系统功能或者具有保护价值的数据受到刑法意义上的破坏。
尤丰阳律师提出了什么意见?
判决书记载,刘某、文某的辩护人对罪名的意见与谢某辩护人一致。
相关辩护主张认为,批量修改账号密码和关联手机号的行为,应当按照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进行评价,而非直接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这是一项针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罪名辨析意见,而不是单纯请求从轻处罚。
法院为什么没有采纳?
法院认为,相关人员明知所使用的平台及软件可以突破QQ安全防护措施,仍然实施批量操作。
技术鉴定显示,有关程序对QQ身份验证、安全机制及正常操作流程产生干扰。
法院据此认定,相关行为涉及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的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且后果特别严重,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因此,法院没有采纳调整罪名的辩护意见。
与最高法院指导案例145号有什么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45号《张竣杰等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明确,在通过修改、增加数据取得非法控制权限,但未造成系统功能实质性破坏或者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形下,不应当然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这一规则对于理解本案辩护方向具有重要价值。
但指导案例145号不能不经事实比较就自动推翻本案判决。
本案法院依据鉴定意见认定有关操作干扰了账号安全机制,而指导案例145号则涉及未造成系统功能实质性破坏的特定事实。
二者之间需要对照具体技术对象、数据改变性质、系统受影响程度和完整证据作出判断。
罪名辩护的关键,是证明行为属于非法获取、非法控制,还是已经达到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构成条件。
四、实务痛点二:软件被鉴定为破坏性程序,是否就可以不再审查具体行为?
问:鉴定机构认定某程序具有破坏性,是否意味着所有使用者都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答:不能仅由程序性质直接推定所有使用者具有相同刑事责任。
本案公诉机关提交了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四川神琥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
判决书载明,有关程序具备绕过部分正常验证流程、未经授权处理账号信息等功能,能够对QQ安全机制和正常操作产生影响。
法院结合鉴定意见以及其他证据,认定被告人有关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但从一般刑事证据审查方法看,程序本身的技术属性与被告人的实际行为仍属于不同证明对象。
律师需要分别审查:
被告人实际使用了哪些功能。
有关功能是否造成系统数据或者运行机制受到刑法意义上的破坏。
电子数据和鉴定意见能否与实际操作记录相互印证。
被告人是否知道有关技术行为的性质。
不同人员参与的范围是否一致。
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依法审查电子数据来源、提取过程和真实性。
在类似案件中,对鉴定意见提出专业质证,不能只停留在软件名称或者技术术语,而应当把鉴定对象与具体犯罪构成联系起来。
五、实务痛点三:工作室销售订单193.62万元,普通员工是否就取得了同等违法所得?
问:工作室交易金额较大,文某是否应当按照193.62万元个人获利评价?
答:销售订单金额与个人实际所得不是同一个概念。
本案法院查明:
工作室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的QQ销售订单金额为193.62万元。
文某2020年4月开始受雇。
其个人实际领取工资1.2万元,且已退缴。
这些金额分别对应工作室经营规模和个人所得。
不能将193.62万元写成文某个人获利193.62万元。
也不能因为文某只领取1.2万元工资,就当然推导出其共同犯罪责任仅限于1.2万元。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个人责任范围还应结合共同故意、实际参与期间、具体分工和行为作用确定。
法院怎样评价?
法院在判断全案是否达到后果特别严重时,引用了工作室193.62万元的销售订单金额。
同时,在具体量刑时又审查了不同人员的角色、工资收入、退缴情况以及认罪认罚表现。
这里还需要注意,刑事司法解释中的违法所得、经济损失与销售订单金额属于不同概念。
对后果特别严重的具体认定,应结合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及案件证据审查。
订单金额可以反映交易规模,但不应不加区分地作为个人违法所得或实际损失。
六、实务痛点四:文某只是受雇员工,为什么最终被认定为从犯?
问:文某明知相关业务存在违法性,仍参与具体操作,为什么还能依法认定从犯?
答:是否构罪与在共同犯罪中发挥主要还是次要作用,是两个不同问题。
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文某于2020年4月受雇参与有关业务。
根据判决书,其并非相关软件的开发者,也不是工作室的组织者。
法院还明确指出,涉案程序不是本案被告人开发,而属于另外的网络平台。
相关四名被告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利用了第三方平台的部分功能,起辅助作用。
法院因此将谢某、刘某、文某和姚某均认定为从犯,并结合各人的具体地位和作用分别减轻处罚。
这项认定为什么值得注意?
法院不仅认定普通员工为从犯,也把负责组织工作室活动的谢某列为从犯。
这表明法院评价的共同犯罪范围并非仅限于工作室内部的雇主与雇员关系,而是结合外部平台及相关犯罪链条进行判断。
因此,不能简单将这一判决总结为固定工资等于从犯。
真正需要证明的是被告人在法院所认定的共同犯罪范围内实际承担什么作用。
七、实务痛点五:认罪认罚、退缴1.2万元工资,为什么影响缓刑适用?
问:已经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还能获得缓刑吗?
答:可以依法审查,但必须符合相应法定条件。
文某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
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已退缴所领取的1.2万元工资。
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符合条件的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符合刑期要求且同时满足有关实质条件的犯罪分子,可以宣告缓刑。
但坦白、认罪认罚、退缴有关款项并非简单相加即可保证缓刑。
本案的具体裁判,是在法院认定从犯并减轻处罚后,结合其他从宽事实,作出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的决定。
应当注意,公诉机关此前已提出文某可以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
因此,律师工作应如实表述为提出从犯及从宽意见,法院最终作出相应从宽裁判,不能宣称律师将原本的实刑建议改变为缓刑。
八、同案不同判:为什么文某缓刑,而其他被告人刑罚不同?
根据同一份判决书:
谢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刘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
文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
姚某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
郭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同案人员的参与阶段、具体作用、犯罪行为和量刑情节不同,最终结果也并不完全一致。
尤其需要区分,郭某主要是提供物联卡等帮助,其行为被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评价。
文某则直接参与有关账号操作,最终适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所以,同属于一条网络犯罪链条,不等于所有参与人适用相同罪名。
九、司法参考:指导案例102号与145号为何对网络数据犯罪具有不同启示?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02号《付宣豪、黄子超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涉及通过修改网络设置改变用户正常访问路径,造成系统正常功能受到影响。
法院认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成立,并结合相关从宽情节适用缓刑。
指导案例145号《张竣杰等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则强调未经授权修改、增加数据但未造成系统功能实质性破坏的,应根据具体事实考虑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这两个案例并非互相矛盾。
它们共同说明,技术行为的刑事定性应当紧扣系统功能、数据性质及实际影响,而不是只以是否修改过数据作出判断。
文某案所提出的罪名争议,正是这一法律边界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
十、最终结果与辩护成果
根据(2021)鄂1003刑初84号判决书,法院最终认定文某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罪名调整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意见没有获得支持。
但法院认定文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于从犯。
同时确认其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和退缴相关违法所得等事实。
最终,法院判处文某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
这一结果属于有罪判决后的非监禁刑适用,并不是无罪、不起诉或者撤销指控。
十一、尤丰阳律师案件总结
涉及平台软件、账号数据和技术工具的网络犯罪,通常同时存在技术事实、犯罪性质和共同犯罪责任三类争议。
对于技术事实,需要审查软件功能、真实操作和系统受影响程度。
对于犯罪性质,需要区分非法控制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对于普通员工,需要核查参与时间、职责分工、是否开发或者控制相关工具,以及个人实际取得的收益。
对于量刑,则应当独立审查从犯、坦白、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及缓刑条件。
尤丰阳律师在本案中围绕罪名辨析与从宽情节提出辩护意见。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变更罪名的主张,但认定文某为从犯,并在综合量刑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
这起案件最有价值的经验是:网络犯罪辩护不能被庞大的订单金额和复杂的技术术语牵着走,而应将技术事实、个人行为和法定量刑条件分别落实到证据中。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法释〔2011〕19号第四条;2016年电子数据取证规定。
参考案例: (2021)鄂1003刑初84号;最高法指导案例102号、145号。
案例说明: 本文依据2021年一审判决书整理,已对被告人身份匿名化。现有材料不能确认有无后续上诉或者二审裁判。
作者与更新
作者:尤丰阳||执业证号 14210201810027532|执业 8 年(2018 年起执业)
发布 2026年11月12日|最后更新 202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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